《细胞叛逆者》再版前叙

魏兴海

郭起浩博士是我的大学校友。二十五年前，我们同是学校文学社的铁干，彼此间产生了友谊。这种友谊随着时间的发酵，至今越来越醇厚，如同陈年的绍兴老酒。

二十年前，郭博士还在家乡仙居农村一家卫生院的时候，经常写些文学作品给我，相互切磋和鼓励，几乎每周都有书信往还。同时，他还在准备研究生的考试。经过艰苦的努力，在九十年代初，他考上了上二医精神卫生中心张明园教授的硕士研究生，从此在学问上有了大的飞跃，毕业后又留在了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工作了几年。

这个时期，大约比较悠闲，与张明园教授合作翻译了《性趣探秘》，独立翻译了《细胞叛逆者》。这是美国学者在全球同步推出的科学探索书系，是献给未来的科学家的。前书的作者戴梦德是美国科学院的院士，后者是著名的肿瘤内科学家。前一本书在过去十年影响较大，大约因为涉性的原因吧，网上点击率挺高。但这是科学的性，是性的进化和性科学的前沿，译笔涉趣，是很文气的雅言。我曾写过一篇书评，在小众的范围里流传。后一本书我也很有感受，但因为不做肿瘤专业，所以最好保持沉默。

《细胞叛逆者》初版至今，已近十年了。这十年中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有一条没有改变，那就是恶性肿瘤变得越来越重要。从2005年起，肿瘤成了我国城乡居民的第一位死因，并且权重在不断增加。2007年全国卫生总费用超过1万亿元，其中2000亿以上是肿瘤治疗费用，而且多半是终末期的费用。2006年11月，我的父亲因为肺癌故世了，从确诊到死亡是6个月；2007年2月，我的一个老师也因为肺癌故世了，经过了手术和化疗，从确诊到死亡是18个月。恶性肿瘤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目前我国每死亡5人，即有1人死于癌症。预计2020年全球癌症新发病例将达到1 500万，死亡1 000万，现患病例3 000万。中国由于人口的逐渐老龄化，以及吸烟、感染等问题的存在，肿瘤防治所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

肿瘤防治专家，同时也是《英国医学杂志·中文版》的主编，中国工程院孙燕院士说，有三分之一的肿瘤是可以预防的，又有三分之一的早期肿瘤是可以治愈的。他在2007年第3期的<编者前言>中说：“WHO将肿瘤确定为可控慢性病，并将很多工作重点前移，例如强调预防，特别是降低人们生活和工作中的致癌物，重视癌前病变的处理和早期发现等。”另外，“多年来我们致力于将所有肿瘤细胞完全消灭，即‘根治’肿瘤，但是，实际情况是很多病人就诊时肿瘤已经远远超越了可能切除的范围，难以承受根治性治疗。”而且，“已经有一些肿瘤病人，如慢性白血病、低度恶性淋巴瘤、浆细胞肿瘤，甚至少数老年的乳腺癌、前列腺癌，都可以长期带瘤生存。” 我通过阅读该杂志,获得了许多肿瘤学知识的更新。

一般而言，人的正常细胞发展成危及生命的恶性肿瘤大多需要经历癌前病变阶段，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癌变过程时间的长短不但取决于致癌因素的强度和癌变部位，而且还取决于个体的易感性。阐释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是生命科学领域中重要的科学命题。这个命题的各个方面，《细胞叛逆者》一书都提供了确切的前沿性知识。这种知识，对普通读者而言，除了满足求知欲和好奇心，还可以对恶性肿瘤有一个理性的态度；对专业读者或者非肿瘤学的医生来说，或能获得触类旁通的启示；对初具科学知识的青少年或医学生来说，许能激发他对肿瘤生物学的热爱和献身科学的热情，而在生命科学的这个重要领域作出自己的创新和成绩。可以说，这已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一期和二期国家肿瘤“973”项目，就是试图了解和阐明癌前病变发生和发展的规律，为肿瘤临床的个体化预防和早诊、早治提供重要科学依据；与恶性肿瘤预防、早期诊断和治疗相关的三个主要内容是：(1)肿瘤高危人群易患性的相关基因及其预警分子的标志。(2)癌前病变及早期癌发生、发展的分子机理。(3)癌细胞的生物学行为及相关的生物标志研究。这也就是《细胞叛逆者》一书的方向。

然而，在郭起浩博士翻译完《细胞叛逆者》不久，他转到了华山医院吕传真教授门下攻读神经科的博士学位。出身于精神科的背景，使他区别于他的博士同门，他在神经心理学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检索文献，发现他在过去十年中独著或合著了八十几篇专业文章。难怪张明园教授称他为沪上”小有名气的神经科医师和神经心理学家”。我在一家基层医院内科工作，从事神经科也有十余年了，和郭博士又成了同道。但我不能自诩为神经学家，我宁愿自许为内科学家。因为在基层医院，医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医疗资源和健康的守门人。比如恶性肿瘤，被各种原因耽误，家属要求过度治疗，或医院给以过度治疗的事例已不胜枚举。因此而产生的医疗纠纷也不在少数。

中国现今的做医生之难是不足为外人道的。除了社会层面诚信缺乏和体制及保障的因素，有很大的原因是文化和认知方面的。《中国健康月刊》2007年5期，作者肖毅报道了《关于恶性肿瘤的七种误传》，文章说，因为恶性肿瘤至今未找到普遍有效的治疗方法，因此，在民间流传着一些关于肿瘤的“传说”，包括：①“肿瘤不治”说； ②“一切了之”说；③“赶尽杀绝”说；④“无法预防”说；⑤“中药无效”说；⑥“中药神效”说；⑦“饿死肿瘤”说。分析这些传说，看似有理，然而既不科学也不全面，一旦实施，祸害无穷。我们常说的不治之症常常指的就是恶性肿瘤，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三分之一的癌症如能早期诊断是可以治愈的；另一些人以为得了肿瘤，只要切干净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其实能切掉的瘤灶，只是肿瘤这个病的“标”，“一切了之”，解决不了癌症手术后复发、扩散、转移的难题；又有病人往往希望治疗后肿块完全消失，好像只有“赶尽杀绝”才算彻底，这又导致了过度治疗。过度治疗有时也是医生的错，肿瘤虽然消失了，但生命赖以生存的正气也耗伤殆尽；很多人认为癌症是无法预防的，其实，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预防的。癌症是由生活方式如吸烟、环境污染、不卫生的饮食习惯和不合理的饮食结构、不均衡的营养、病毒和细菌感染、内分泌紊乱和免疫功能下降、遗传易感性和精神情绪压抑等许多致癌、促癌因素在机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一些人,也包括一些医生认为中药防治肿瘤无效。其实，中医在消除癌前病变、对放化疗增效减毒、防复发防转移、减缓病情进展等多个环节有着重要作用；与“中药无效”说相反，“中药神效”说无限夸大了中药在肿瘤治疗方面的功效。尤其是某些小报，多半是为推销产品而来,常常没有正式批文，价格奇高，劳民伤财。这种小报有时候也会发到我们神经科病房，令人啼笑皆非；还有一种说法是不给患者营养试图“饿死”肿瘤细胞。这是缺乏科学依据的，营养不良是很多癌症病人最终不治的原因。

中国民众的科学素养有待提高，这是值得期待的。

国家提倡科学发展观，这对各个领域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从国家管理到疾病防治。民众科学素养的提高，除了几年前看到过一批院士科普丛书，还有待一个更有效更广泛的科学传播媒介----那就是科学记者和科学编辑。在美国，科学记者和编辑是一个很大的群体，是有社会影响和舆论影响的群体。在《过去2000年,最伟大的发明》(袁丽琴译，上海科技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的近百名作者中，科学记者和编辑占了17.9%。中国几十年来的文理分科教育产生的后果，一方面是大多数媒体人是学文的，大多数科学工作者不善文事，整个社会处于学科的二元分离状态。无论是历史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或者医界，都期待有文理兼通的大师级人物。

孙燕院士和胡大一教授是我尊敬的堪称大师的先辈。仅就孙燕院士过去十年间在《英国医学杂志·中文版》发表的十四篇译述看，都有普遍的价值意义。如2002年《让病人参与决定癌症治疗的方案——病人对获取信息和参与治疗决策的愿望并不相同》一文，结论认为：“病人参与决定自己治疗方案的前提是得到适合他们理解水平的正确信息。因此，我们需要培训一些专门的人员来协助医生和病人进行交流，共同制定出可行的、可接受的治疗目标以及首选的治疗等。”“但目前，多数情况下还做不到这一点，尚需医疗服务系统有大的改进。因为目前的现状是：病人太多，医生太少，医疗单位超负荷工作，加之辅助人员不足，均无法提供给癌症病人所需的适当的和个体化的信息。”2003年，作者及时介绍了《肿瘤的细胞免疫治疗》和《抗血管生成：一种治疗癌症的新方法》，这是现今肿瘤治疗的主要方向。2004年，《每年有10万儿童不必要地死于癌症》一文说，“发展中国家每年有10万儿童由于缺乏基本的癌症治疗和控制疼痛的方法而死亡。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制药工业应当合作以降低抗癌药物的价格。”显示了一种悲天悯人的关怀。同年，《英国癌症死亡率在1972至2002年间下降12％》一文说：“最近有数据显示：患癌症的英国人生存机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这主要归功于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筛查设施、早期诊断和及时治疗方面的进步。虽然癌症的发生率上升，但死亡率已经下降。”给予国人和社会战胜癌症的方向和信心。2005年，另一篇文章题为《接受姑息治疗的癌症病人及其家属想知道什么？一项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定性研究》，给予我们的信息是：“沟通的过程与信息的内容同样重要。谈话时间，治疗策略，传递信息以及医生所持的态度都是整个交流过程中的关键。这种对信息互动的需求贯穿于疾病的每一个阶段。”肿瘤防治除预防性的生活方式改变以及筛查设施、早期诊断和及时治疗方面的改进，再就是个性化的人性关怀。科学不是万能的。我们不是科学主义者，我们应该是科学的人文主义者。

胡大一教授在高血压病和心血管防治方面做到了大声疾呼。主要不是疾病研究的理论方面，而是疾病控制的实践方面，他称得上抗击心脑血管病的斗士，但大众媒体没有留意。中国人群在高血压领域的三高三低是很困惑的。发病率高，致残率高，病死率高，而知晓率低，治疗率低，控制率低。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病的第一位的可控的危险因素，是卫生经济学上效益很高的干预项目。据有人测算，1元钱的抗高血压投入，就有8元的综合收益。可是民间也有各种各样的理论来拒绝服药，尤其是害怕终身服药，以至于有些医生只敢说长期服药不敢说终身服药。这是十年来中国心脑血管病高发的原因之一，以至象上海华山这样的神经科顶尖单位，也住着许多脑血管病人。而上海的社区防治和高血压控制是全国最好的地区之一。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糖尿病发病的高峰，中国心脑血管病的死因顺位，在很长时期内一直会和恶性肿瘤争第一。胡大一教授主编《美国医学杂志·中文版》，该杂志有较多的心血管进展和社区防治信息。希望这样的信息能通过有效的渠道，传播给全国民众。

中国医生的代表，中华医学会会长钟南山院士，年初以一支高昂的西班牙斗牛舞亮相于世人面前。中国医生，或许，将以钟会长为榜样，在新的一年，会在健康促进和疾病防治方面作出新的成绩。三年前我从一家公立医院辞职进了一家民营医院，离开的原因是因为主要领导换了，整个医院的医护生态变了，以为不经济；到了民营医院，生态更不平衡呢，都在磨合中，而且社会处境也不妙。我以为医生服务的常态和基本方式是一对一的个体化服务，世界各地，大约医师独立执业的社会效率是最高的。年初卫生部陈部长和高书记联名在《健康报》撰文，有“鼓励医生独立开业”的话，我想中国卫生事业的春天真的不远了。

郭博士现在越来越忙了，象是钻入了象牙塔中，一时半会出不来。连给自己翻译的书写个再版前记也要拉我来做替身。我倒希望有一天，他能从专业研究中有一个美丽的转身，继续他已经开始的科学传播事业；或许他是照顾我，让我有个发言的机会。我拉扯写了许多与译本不相干的话，但这是我从医二十多年，郁积于心的一些思考,读《细胞叛逆者》产生了这些联想，说出来供医方和患方，和社会各界不同立场的读者批评吧。

                          2008-1-28午后， 于瓜渚湖畔之

绍兴华宇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