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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科学》深度栏目刊(U.S. center will fight infections with viruses,Kelly Servick,Science 22 Jun 2018:Vol. 360, Issue 6395, pp. 1280-1281)登了这样一个故事:2015年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心理学家Tom Patterson在从埃及度假回国后突发细菌感染,在迅速扩散到他的脾脏后,他陷入了昏迷状态。在尝试了所有可用的抗菌药均宣告失败之后,他同校任教的流行病学家妻子情急之下,向美国一些生物公司、大学实验室及政府机构寻求不同种类的噬菌体用于她丈夫的细菌感染治疗。
随着Tom Patterson奇迹般的康复,这一似乎已经被人否定和遗忘了的抗菌治疗方法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美国政府也投资圣地亚哥分校开展相应的噬菌体抗菌临床试验。
回顾人类利用噬菌体进行抗菌治疗的尝试,最早是苏联人的努力,但是除了就此发展出了世界上最可怕的生物武器以外,并未能够走向临床。因为,这个方法最大的障碍就是安全性问题,一是难以做到噬菌体对某种细菌的专一性攻击;二是细菌变异太快,噬菌体的设计/生产难以应对。
其它棘手的问题还有,如何控制噬菌体自身的扩散,而不造成生物灾难呢?已有实验表明,噬菌体在杀死人体内有害细菌的同时,也会杀死人体内的有益菌,如肠道内的有益菌。
笔者在之前的博文里曾经提到过:NMT非损伤微测技术可以帮助科学家筛选新的抗生素。那么同样NMT是否也可以帮助我们筛选更具专一性的噬菌体呢?并且由于NMT的快速筛选能力,能否让噬菌体的筛选速度赶得上病菌的变异速度呢?
鉴于抗菌噬菌体的巨大应用风险,我们是否应该先准备好精良的武器装备,比如NMT技术,然后再开启与抗药性的“战争”呢?!否则,我们势必会有‘刚出虎口,又入狼群!’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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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笔者有关NMT非损伤微测技术、再生医学和微环境研究的相关博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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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9-1 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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