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把教训转化为文明进步的动力

从2008年到2013年，四川遭遇了两次强烈地震，七年间经历了两次灾后恢复重建。四川两次强震的灾害震惊世界，而灾后恢复重建的速度与成就更是举世瞩目，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在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同时，应特别注意对灾害的分析，把教训转化为文明进步的动力，增强抵御灾害的能力。

一、系统深入分析地震灾害的特点与机制，为重建提供科学依据

地震灾害，最重要的表现与计量是死伤人数，其次是财产损失。这二者都和震区人口密度、经济活动规模有关。2008年，四川汶川Mw7.9级[1]地震造成69,227人遇难，17,923人失踪，逾37.4万，8.7万人遇难或失踪，37.4万人受伤，财产损失约8452亿。2013年的芦山Mw6.6级地震造成196人遇难、21人失踪，逾1.3万人受伤，财产损失逾851亿元人民币。

汶川地震之后，在2010年，青海玉树Mw6.9级地震造成2698人遇难，270人失踪.逾1.2万人受伤。在芦山地震之后，2014年8月云南鲁甸发生Mw6.1级地震，地震共造成617人遇难，112人失踪，逾0.3万人受伤。鲁甸地震的震级比芦山地震小，但伤亡人数比芦山地震大，这与四川在汶川地震后加强地震灾害预防有很大关系。

汶川地震对成都市区的影响远比芦山地震大。汶川地震时，成都市区没有人死亡。但在芦山地震时，成都、乐山市区都出现了人员死亡事件，而遇难者基本上都是被地震“吓死”的— 地震来临时从楼上跳下导致死亡。

影响地震遇难人数的因素较多，主要有极震区的地震烈度、人口密度、地形、发震时刻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其中前四个是自然因素，最后一个是社会经济因素。地震导致的人员伤亡，主要是建筑倒塌、诱发的火灾、海啸、滑坡以及衍生的瘟疫等造成的，真正被“震”死的人很少。在历史上，我国有三次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在20万人以上，分别是1556年的关中大地震（嘉靖华县大地震），83万人遇难；1920年海原大地震，24万人遇难；1976年唐山大地震，24.2万人遇难。这三次地震的遇难者中，大部分是建筑倒塌造成的，关中大地震的遇难者有相当部分是地震后的瘟疫等造成的。在国外，历史上，地震也曾造成过重大的人员伤亡。如1923年的日本关东7.9级地震造成14.28万人遇难。1960年5月21智利9.5级地震（有记录以来最大的一次地震）造成逾2万人遇难（不包括海啸导致的其他国家的遇难人数）。遭遇过大地震侵害并造成重大人员死伤的国家，多数在后继的大地震中遇难人数都不多，如2010年智利8.8级地震遇难人数只有507人，2011年东日本9级大地震（有记录以来的第三大地震）遇难人数只有约2万人（死亡15,843人、失踪3,469），而且主要是海啸造成的。相比较而言，我国的地震遇难人数偏高，这不能简单的用人口密度大来解释。我国的人口密度没有日本大，但同震级的地震，在我国造成的死亡人数远较日本多。日本在关东大地震之后的70多年间，发生了几十次7级以上的大地震，单次地震遇难人数都没有过万，如1927年日本京都7.3级地震遇难人数为2925人; 1943年日本西海岸鸟取县7.2级地震遇难人数为1083人； 1946年日本西部8.0级大地震遇难人数为1443人；1995年日本阪神7.3级地震震中在神户（人口约105万），且地震发生在清晨（5时46分），遇难人数也只有6,434人。如果我们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在凌晨发生7级地震，遇难人数会是多少，唐山地震的悲剧会否重演，需要认真研究、对待。从自唐山地震及以来的抗震经验实践表明，我们国家对震后防疫抓的很好，避免了关中大地震后瘟疫蔓延的悲剧。但从地震中出现大规模房屋倒塌的事实看，建筑的抗震状况改进不甚乐观。

汶川地震造成8.7万人死亡或失踪。但迄今，没有看到公开的汶川地震中人员死亡情况的分析报告，也没有看到财产损失分析报告。芦山地震也是如此。这其实不利于长远发展。

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不只是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还包括恢复信心，增强抵御灾害的能力。2014年初曾有幸访问新西兰基督城，该城2011年2月曾遭受6.3级浅源地震，人员伤亡不大，但地标性建筑损害严重。至2014年初，基督城还没有从地震灾难中恢复过来，常住人口大量流失，经济停滞不前。我们国家在地震后集中全国力量支援灾区迅速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对于世界来说，是一条宝贵的经验。

二、把教训转化为文明进步的动力，加强抗灾能力建设

地震在人类历史上曾造成过重大的人员伤亡。今天这类悲剧在发达国家已经很少发生。但在发展中国家，这类悲剧仍一再上演。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相当震级、相当人口密度、相当发震时刻情况下，我国地震的遇难人数远高于发达国家，这说明我国的地震预防水平和能力远低于发达国家。“多难兴邦”，前提是能从灾难中吸取教训，将灾难的教训转化为文明进步的动力。文明不只是流光溢彩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繁华都市，也包括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如地震、洪水等的抵抗能力。点滴的文明进步都是汗水甚至血泪换来的。四川七年间遭遇两次强震，人员伤亡巨大，财产损失惨重，在重建过程中应系统深入地分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原因，既为四川灾区的抗地震灾害能力建设提供科学依据，也为全国乃至世界抗地震灾害能力建设提供参考依据。四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可总结的经验很多，这里只谈与防震有关的一些认识：

1.通过广泛而正确的宣传，使公众认识到地震并不可怕

四川两次地震确实是死了不少人。但很多人是在地震引起的次生灾害中遇难的，如滑坡，房屋倒塌等。而滑坡和房屋倒塌等是可以预防的。实际上，全国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比汶川地震的遇难人数多。我们只所以畏惧地震，并不是因为它实际有多可怕，而主要是因其突然性、无法预见性。汶川地震时成都市区没有死人，而芦山地震时成都城区出现了人员死亡事件。这些人的死亡实际是因对地震的恐慌而造成的。类似的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对此应深入总结，并寻找切实有效的预防办法，预防类似悲剧的发生。

2. 通过广泛而正确的宣传，使公众认识到断层并不可怕

从汶川地震到芦山地震，在灾后恢复重建中，一些貌似科学的观点被反复重申：重建选址要避开断裂带。这其实夸大了断层的危害。白鹭中学的教学楼就建在汶川地震的断裂带上，在地震中并没有倒塌。聚源中学距离断裂带二十余公里，在地震中有一栋教学楼倒塌，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许多人认为聚源中学教学楼的倒塌是建筑质量问题。我实地考察过聚源中学的震害现场，个人认为聚源中学教学楼倒塌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地震波叠加形成的共振效应所致。美国旧金山、新西兰惠灵顿都在大断裂带上，历史上都曾遭受过大地震的侵袭，今天依然是繁华的大都市。断裂或断裂带其实没有那么可怕。

3.空运能力建设亟待加强

我国西南多山、多震害。地震来临时，道路首先遭到毁坏。如果没有足够的空中运力，要在山区实施有效、及时的救助，难度极大。从救灾现场的新闻报道看，为了到达偏远的村寨，救灾人员（主要是解放军战士）要翻山越岭跋涉10多个小时，肩扛手提，才能将吃的、喝的、用的送到灾民手上。这样的场景，从汶川地震到鲁甸地震，一再的重复上演，说明我国的空运能力建设亟待加强。

4.切实加强地震风险预警研究

我国地处世界两大地震带―环太平洋地震带和欧亚地震带，是一个多震害国家。全世界有历以来死亡人数在20万人以上的地震有6次，其中3次就发生在我国。实现地震预报一直是地震学家梦寐以求的事情。1975年，我国地震工作者成功预报了辽宁海城7.3级地震，似乎使地震预报由梦想变成了现实。但紧随其后的1976的唐山地震，又使我国的地震预报跌入了几近万劫不复的深渊。虽然近年不断有人声称当年曾成功预测出了唐山大地震（张庆洲著，《唐山警世录》）。但近年从我国的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芦山地震、鲁甸地震到日本的东海大地震等，事先都没有能预报出来。这说明地震预报极难。难不等于不行。古语说，天有不测风云。今天，“风云”已经可以相当准确的预测，这得益于气象雷达和数值模拟技术的进步。气象预报，从经验到科学，经历了大约一百年的时间，而且天天可以对预报结果进行后验修正。地震预报目前尚处于经验阶段，而地震时间的稀疏性又决定了我们的“经验”是极其有限的。世界著名地震学家罗伯特·盖勒（Robert J. Geller）教授2011年4月14日在《自然》杂志撰文认为“地震不可预测”。地震不能预报不是自然规律决定的，是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不足所导致的。天气，曾经被认为是不可预报的，但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对天气预报深信不疑，尽管天气预报依然常出差错。凡事必有因。地震的发生，必要其原因；大地震的发生，必定有先兆。大地震是地壳应变能积聚到一定程度时的突然释放。如果我们能对构造活动带的地壳应力状态进行实时监测，就能有效预测地震风险。地壳应力状态监测应有新的思维，用新的方法技术。威胁四川的地震主要来自龙门山。龙门山山前有大量的油气生产井，利用这些井，可以构建实时的龙门山地应力监测网，有效监测龙门山的地震风险。

5.经济生活方式的潜变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最近的几次地震中，重复发生的故事之一是边远村寨遇地震断粮断水，急等救命。中国农村居民传统上都能自给自足。近二十年来，中国农村经济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很多农村人过的是城市居民式的生活，生活物资全靠采买，一旦交通阻断，生活立马陷入绝境。许多城市居民家无过夜粮，这其实潜藏巨大风险，应引起足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