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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搬运工
今天
世情如刀,对群体高呼加油,对个体极尽排斥。
常想起瓦·阿·苏霍姆林斯基说过的一句话:
以及他为这句话所蕴含的“人道主义”付出的代价。
苏霍姆林斯基是乌克兰人,生于1918年。17岁时开始在农村做小学教师,1939年取得中学教师资格证,1948年成为乌克兰的一所农村十年制学校——帕夫雷什中学——的校长,一直做到1970年去世。
三十多年的乡村教师生涯,让苏霍姆林斯基成了苏联的教育名人。这期间,他写了四十多本著作,六百多篇论文,一千多篇童话与短篇小说,全部与儿童教育有关。他还给3700多名学生做过详细的观察记录,能具体说出170多名“最难教育的学生”在学校的具体成长历程。
但时代并不喜欢苏霍姆林斯基。
1967-1968年,苏霍姆林斯基多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说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该具有一种基本品质,那就是“人性”,这“人性”是一种对具体的人的同情心,是一种“普遍的爱”。
这些以“人性”为核心的教育精神,引起了时代的高度不满,给他招来了铺天盖地的围剿。时代将他的理念做了一番扭曲,定性为“抽象的人道主义”,然后掀起了批判的浪潮。
比如,苏霍姆林斯基主张,教育工作者应该先帮助学生培养出“对恶、对谬误、对耻辱的个人观点”。最高教育机构“教育科学院”的主席团成员,却撰文讽刺他胡言乱语,说什么教育工作者首先要做的,是培养宏大的世界观、宏大的信念,而不是“个人观点”。一些基层教师,也给最高当局写去长信,要求对苏霍姆林斯基实施全面调查。
犹如反讽,一个主张去爱、去帮助具体之人的乡村教师,被扣上了一顶宣扬“抽象的人道主义”的帽子。
1970年9月,经历了长达四年舆论批判和政治围剿的苏霍姆林斯基,在心力交瘁中去世。“爱全人类”者,取得了针对“爱一个人”者的胜利。
去世前夕,苏霍姆林斯基给《国民教育》杂志的副主编写了一封信。信中,他请友人向攻击、批判、诋毁自己的“混蛋”捎几句话:“我请您对他说:我写的一切,我确认的一切,那是我用鲜血写成的”。信中还说,“请注意,如果我坚持不住而死去的话,那么,凶手就是他,这个挑拨离间者”。
死了的苏霍姆林斯基,仍不能让时代放心。“教育科学院”派去参加葬礼的,是一位心理学领域学者A·彼得洛夫斯基。彼得洛夫斯基对这趟出差十分不解:
带着这些疑问,彼得洛夫斯基去找了教科院的院长。他没有得到正面解释,只收获了一个更具体的上级指示:
彼得洛夫斯基后来回忆说,自己走在葬礼的队伍当中,充满了羞愧。因为他觉得自己来到这里,是在侮辱苏霍姆林斯基,是在侮辱一位“人道主义非常具体”的教育工作者。
苏霍姆林斯基不是最早意识到“爱全人类容易,爱一个人难”的人。在他之前,自莫斯科归来的罗曼.罗兰,早已一语道破了“抽象的人类之爱”背后的虚伪与廉价:
在罗曼.罗兰之前,美国教育家、历史学家卡尔顿·海斯(C.J.H.Hayes)也说过相似涵义的话:
但苏霍姆林斯基与他们不一样。他生在1918年,他的祖国在1922年成了另一个国家的一部分,他毕生生活在一个与罗曼.罗兰、卡尔顿·海斯完全不同的世界当中。“去帮助一个人,比宣称我爱人民要困难得多”这样的话,从苏霍姆林斯基笔下写出来,要比从罗曼.罗兰、卡尔顿·海斯的笔下写出来,困难得多。
世情如刀,苏霍姆林斯基太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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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3-28 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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