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媒体报道的两个报告把抗生素污染的问题再次提了出来。一是由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应光国课题组的一个研究报告，发表在美国的学术期刊《环境科学与技术》上。课题组对中国主要河流做了10年调查，根据58个流域各类抗生素的使用量、排放量等，绘制出了抗生素污染地图。从污染地图颜色可以看到，广东、江苏、浙江、河北等地颜色较深，意味着是污染重灾区。东部抗生素排放量密度是西部的6倍以上。（见http://paper.sciencenet.cn/htmlpaper/201562216151347836707.shtm ） 课题组负责人应光国说，与国外相比，中国河流总体抗生素浓度较高，测量浓度最高达7560纳克/升，平均也有303纳克/升，意大利仅为9纳克/升，美国为120纳克/升，德国20纳克/升。排放强度上，珠江流域、海河流域、长江下游流域为中国最高，珠三角、京津冀部分地区的抗生素年排放强度为79千克/平方公里至109千克/平方公里。“在抗生素的影响下，环境中的细菌会产生耐药基因，这种耐药基因可以传播到包括人在内的任何生物。” （http://news.163.com/15/0707/09/ATTLO4L900014Q4P.html  ）

     抗生素的使用一直存在争议，有人看重它治疗常规疾病的效果，有人担忧它对人体免疫系统的破坏。抗生素危害到底有多大，会不会引起人体癌变，外行很难说清楚，但相对权威的结论是：滥用抗生素可能污染并杀死微生物群落，引起“超级细菌”的出现，以致无药可治。这对公众而言非常可怕。现在全球已经出现一些 “超级细菌”，其耐药性之强超出想象。世界上许多公共卫生机构呼吁“抵御耐药性：今天不采取行动，明天就无药可用”。可在中国，抗生素的使用依然毫无节制。

     这些年医院、药店抗生素滥用问题尚未解决，而畜牧业中滥用抗生素又如洪水般涌来，养殖业消耗的抗生素不仅用来治疗动物疫病，更多是作为饲料添加剂使用的。据报道，2013年中国抗生素总使用量约为16.2万吨，其中48%为人用抗生素，其余为兽用抗生素。抗生素的大量使用，导致环境中的抗生素大量存在，许多城市在自来水中都检出有抗生素。今年4月，上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对江苏、浙江、上海等地1000多名8～11岁在校儿童进行尿液检验，结果显示：近六成儿童的尿液中含有抗生素;这项研究还发现，三种一般只限于畜禽使用的抗生素，在儿童体内也有检出。大量使用抗生素将造成环境中抗生素残留的广泛存在与细菌耐药的的传播扩散，进而可能影响生态环境与人类健康。

      澎湃新闻则报道了美国社会团体Sum Of Us 6月10日发布的一份名为《抗生素危机：制药行业如何加剧全球耐药菌增长》的调查报告。从上世纪90年代起，发达国家就已经开始向外国转移包括抗生素原料药在内的一些原料药产业。而中国因低廉的人力成本、货币成本和环境成本，迅速贴上“中国抗生素产量世界第一”、“中国抗生素出口量世界第一”等标签。报告显示，经过多年发展，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抗生素原料药最大的生产国和出口国，供应全球90%的抗生素原料药，全球原料药市场的三级供应链根植于中国，通过印度，再销售到世界各地。而发生严重污染的抗生素原料药制药厂，多为辉瑞、葛兰素史克、诺华、赛诺菲、拜耳、TEVA等知名医药品牌的供应商。（见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49004 ）

    中国抗生素原料药制药工艺还在广泛使用的传统的化学法，也让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双高”（高污染、高环境风险）行业，如果发生非法排污现象，无疑会让细菌耐药性问题雪上加霜。细菌的耐药性大多是在有抗生素的环境中繁殖出来的，如果这样的环境越是普遍，浓度越是高，意味着“超级细菌”产生的几率就越高。2010年，英国媒体爆出印度发现新型超级病菌——新德里金属-β-内酰胺酶1。据外媒报道，很多印度制药厂的污水中，都检测出了“超级细菌”。它们会通过水、土壤、包括动植物等感染途径进入人体。英国首席医疗官戴维斯表示，抗生素产生抗药性问题是医学界的“计时炸弹”。

     前几天，科网有一篇精选博文：环境中的抗生素到底有什么危害？ 给出的结论是，目前我国流域中的抗生素不足为虑。或许从消除大量报道抗生素污染人们可能产生的恐惧这个角度，博文有其意义，但我个人认为，目前我国流域中的抗生素不足为虑这样的话还是不要说得太早为好。面对这么多环境问题，及早控制一定比出了问题再费心巴力去治理要好。现在看来，药厂的污染事故也不少，就如化工企业，理论上控制得好不会对环境对人产生不利影响，但事实和出现的许多污染事故说明了它实际上即便没有短期危害，也可能有长期的累积性危害，出现突发事件的话更可能对环境造成巨大危害。抗生素污染同样如此，特别是类似超级细菌这样的东西，要真的某一天我们对一些病到了无药能够克制的地步，付出的就是生命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