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忧患

昨天看了一集《中国最强音》，第一个上场的选手本来是个数学老师，由于对音乐的痴迷，于是想通过这个节目转行当一个歌手。他唱了一首崔健的老歌，说实话并没有怎么打动我，但罗大佑却给了他很高的评价，这也许就是专业和业余欣赏水平的区别。这个选手说音乐有时让他很幸福，但有时候也让他很痛苦。罗大佑说，喜欢音乐的人没有完全幸福的啦，不带一点点痛苦在里面话，你怎么可能享受真正的音乐呢？

无独有偶，我认识一个早年的海归教授，很厉害。在他创业的最艰难的时期，大概是九几年，虽然当时已拿到了杰青，但条件仍然非常寒酸，以至于他请来的香港的教授来访，都说你们的条件太差了，这么有名的教授就靠几个博士生，研究生在不足30平米的实验室里苦苦支撑。后来随着国家在科研基金上的投入越来越大，在不到10年的时间，很多国内教授的实验室都鸟枪换炮，旧貌换新颜，硬件设施足以让那些香港教授开始啧啧称叹，甚至是嫉妒羡慕恨。然而这个时候，我却听到这位教授感慨道，其实他学术最巅峰的时期恰恰是那个条件最差，最让人瞧不起的九零年代，也是自己最努力，自己的团队最团结，最拼命，自己心里最踏实，最心无旁骛醉心于科研，成果出得最多的困难时期。

真的，有时候想想人这种动物其实挺奇怪的。以前有句老话说，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意思是说，要不畏困难，发挥主观能动性迎难而上。后来我记得是冯巩的相声里把这句老话给改了，改成了“有困难得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相声当然是在讽刺一些事情，但有时候想想，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也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因为这个世界上太顺利的事几乎没有，即使有也是暂时的，挫折，不同程度的曲折是常态，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就是这么一个道理。这个时候就要看一个人的心态如何调整，尤其是一个人感觉自已一切顺风顺水，春风得意的时候，是否能有一个居安思危的心态尤为难能。一个人卧薪尝胆也许并不难，能做到的原因是他能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这个时候他能真切地看到自己的所有不足，知耻而后勇。而当一个人功成名就的时候，也恰恰是一个人开始走下坡路的开始，因为太多虚幻的东西很容易遮住你的双眼，很容易高估自己的能力，躺在功劳簿上沾沾自喜，从而固步自封，不进则退。

我记得著名主持人董卿曾经上过朱军的一个访谈节目。董卿说她为什么离开上海东方卫视而加盟央视。按理说当时董卿在上海也是当红的主持人，事业上正值高峰期，但董卿说有时候她感觉很空虚，并举例子，一到周末要么和朋友去做美容，要么去咖啡屋安静地看上一本书，日子就这么慢慢过去了。有一天她在想，这是我想要的生活吗？这个时候朱军很认真地开玩笑说：这种生活不正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吗？

最近我正忙着招一个新的博士生，有朋友祝贺我说，招学生好啊，多多益善。搞科研，指导学生，学生水平提高了，反过来能给自己帮不少忙，论文也好发，新的基金也好拿，这无疑是个良性循环。但其实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学生其实是剥夺了导师原来亲临科研第一线的机会。原因是，有学生了，导师只要出idea，学生去执行就可以了。学生的执行能力如何姑且不论，单就这个idea可不可行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没有学生，导师必然是亲自上阵，自己去拿第一手资料，这种科研才是踏实的。否则，退居二线，美其名曰锻炼学生，其实是很危险的一种状态，一个人的科研生涯也许就此开始走下坡路。谁也不是圣人，谁也不比谁聪明多少，人和人的差距就在于是否一直坚持在第一线。当然这里也有一个作为导师角色上的矛盾。凡事亲历亲为固然可嘉，但导师也有一个指导培养学生的责任，工作都你自已一个人干了，其实也是剥夺了学生成长的机会。那么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那就是和学生一起战斗在第一线，就像八路军大仗一样，官教兵，兵教官，官兵平等，共同提高，这样才能打胜仗。也只有这样学生才能真正得到锻炼，导师才能永远充满活力。所以我的目标是最多同时带三个学生，因为再多，一个是精力有限，最主要的是我担心他们把我该干的事都给干了，或者说我没有耐心等待更多的他们慢慢成长，因为生于忧患，时不我待，对谁都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