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性论著是如何产生的？

刚才开到了刘立老师的博文《世界一流大学看论文本身；三流大学看影响因子》，以及海良的博文 《从自然基金面上项目只许列10篇代表作说起》，很是有些感触。

首先刘立老师在文中提到“个人建议：“双一流“大学或学科的科研评价，应该逐步从以影响因子为主导的评价，改变为以论文本身为主导的评价，不论发表论文的期刊是否是《自然》《科学》《细胞》（CNS），不论是否是国际顶尖学术期刊（如PRL），不论是否是高影响因子或一区SCI／SSCI，不论是否是正式期刊发表或者预印本系统发表，不论是英文发表还是中文发表，而是依靠由高水平高质量高公正性高度负责任的国内外学术同行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对论文本身的原创性以及优先权（priority），来进行同行评议。”其主要观点是双一流大学或学科的科研评价，应该逐步从以影响因子为主导的评价，改变为以论文本身为主导的评价。”如何以论文本身为主导的评价？答案是：“依靠由高水平高质量高公正性高度负责任的国内外学术同行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对论文本身的原创性以及优先权（priority），来进行同行评议。”我不禁要问，那些每个领域高水平的杂志的论文要发表，不都是经过高水平高质量高公正性高度负责任的国内外学术同行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对论文本身的原创性以及优先权（priority），来进行同行评议的吗？而且影响因子越高的杂志这种评审相对会越严格，越公平。这里面有什么矛盾的地方吗？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的SCI论文发表数量这几年已经世界第二了，但原创性的东西还相对很少，这一定是期刊影响因子惹得祸。但我想说的是，如果不看期刊的影响因子，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个高水平高质量高公正性高度负责任的国内外学术同行组成的评审委员会？他们一天啥也不干，专门负责“对论文本身的原创性以及优先权（priority），来进行同行评议”。答案很显然是没有。而高水平的期刊的编委会和审稿人其实就在干类似的事。所以，说一千，道一万，只能说我们对科研评价的出现的各种问题过于着急了。这个世界上没有灵丹妙药，没有完美的东西，能依靠的只能是国际上已经存在的相对合理有效的评价机制。我们的论文发表数量世界第二，这是好事情，不需要诟病和担心，下面需要做的是继续这个势头，并长期保持这个优势，量变定会发展到质变。

说到量变和质变，我们很容易想到论文的数量和质量的关系问题。海良的博文中也提到了国家自然基金委要求今年的基金申请只需列出10篇以下代表作。基金委的初衷应该是鼓励大家更加重视论文的质量，所谓十年磨一剑。这里必须指出不同的学科差别很大，很多人举张益唐的例子佐证。但这里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张益唐几十年发一篇重要论文，不是因为他几十年他只能发一篇，而是他有能力发，但不想发而已。这种情况一定是个例。因为我们了解到更多伟大的科学家是著作等身，但一辈子的代表作也就那么几篇。这里我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一个人的代表作是如何产生的？我相信一个人的代表性作品一定不是主观产生的。比如说，下篇文章我好好努力，一定发篇代表作。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很多时候所谓的代表作是众多作品中无心插柳之作。也就是说代表作是可遇不可求的，是隐藏在你众多成果中的一朵奇葩（注意这里奇葩是个褒义词，本来就是个褒义词）。所以，对基金委要求基金委要求申请基金只能列出10篇代表作，而其他文章不能列出，或不予考虑，是不妥的。澳洲的基金申请我了解的情况是既要求你列出所有的论文（有时是5年或10年以内所有论文），同时要求列出10篇代表作（10篇代表作的引用情况尤其要列出）。也就是说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同样受到重视。这其实是符合科研规律的。

最后说几句题外话，中国近几十年的巨大进步最大的法宝无疑就是改革和开放，这是事实证明了的。一个open的机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做的是认真学习国际上已经成熟的，被证明是相对成功的，合理的科研体制的精髓为自己所用，并长时间认真执行，才能有更大的进步。老实说，单就科研体制而言，我不觉着中国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也不需要太多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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