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亿多女性失踪之谜？

郑风田 李庞毅

 

诺奖获得者SEN命题：1亿多女性失踪之谜

女性失踪之谜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SEN首先提出来的。理论上讲，医学研究表明，若给与同等的关注和照料，女性的死亡率要比男性的死亡率低，甚至女婴的流产率也要低于男婴（Sen and Dreze，1998），通常情况下，出生性别比率应大致为1.05左右[1]，而由于男婴和女婴死亡率的差别以及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短于女性，所以总人口性别比应该大体维持在1.00，在高年龄组，女性人口还应该略多于男性[2]（i.e. Sen，1991；Oster，2005；Coale，1991；Klasen and Wink，2002）。但是在现实世界中，确实发生了人口性比率的严重失调，基于各种原因的人为干预导致在东亚、南亚和阿拉伯地区，男婴的出生率显著高于女婴，同时女婴的死亡率显著高于男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将之称为“失踪的女性（Missing Women）”（Sen，1990，1992），认为1亿多女性失踪了。

 

我国也有近4000万的女性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按此规律一算，我国男性比女性要多出3700万，也就是我国有近4000万的女性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我国3000多万女性也失踪了？因为目前我国男性比女性多出3700万，其中，0岁—15岁的男性比女性多出1800万。 而正常情况下男性虽然比女性多一点，但也不应该多那么多。在大多数国家，男性人数都略多于女性，男女出生比例一般为103-107：100。但是，中国及其他亚洲国 家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衡。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国的出生性别比为108.5，1987年百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为110.9，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为111.3，1995年百分之一抽样调查为115.6，到了2000年变为116.9。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到2000年11月1日，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出生性别比，除西藏和新疆等个别自治区外，都高出正常范围。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00∶116.9，有的省份高达100∶138。目前，我国男性比女性多出3700万，其中，0岁—15岁的男性比女性多出1800万。

 

性别比过大的原因被认为是重男轻女、计划生育政策惹的祸：产前的B超性别选择、产后的杀婴、弃婴？

有些人认为已所以出现这种偏差主要紧中国传统上对男孩的传统偏爱，再加上廉价的超声波诊断和堕胎服务，是导致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三大主要原因。堕胎服务使得一些中国夫妇可以选择终止妊娠以避免生下女婴，尽管这是官方一直遣责的非法行为。据法新社巴黎4月10日电，10日《英国医学杂志》在网站上发布的中国性别比差异方面的文章，该调查报告警告说，重男轻女导致的选择性堕胎，使中国的男孩比女孩多出3200万，这个比例失衡将持续数十年时间。

还有报告认为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在农村地区还可以生第二个孩子。研究者发现我国的第二胎生育的性别比例失衡情况更为严重，男女比例达到了143：100，其中江苏省以192：100位列榜首。所以该研究者认为性别选择性堕胎几乎是所有超出比例的男孩出生的原因。

其他国家的情况怎么样，让我们来看一看不同的研究者又是如何讲的。

不同研究者对产前的B超性别选择如何得出结论的？

Hull（1990）和Zeng et al.（1993）的研究都表明，产前的性别选择是造成性别比例失调的重要原因，而类似的结论在对韩国、印度的研究中也得到了体现（Shelly and Clerk，2000；Goodkind，1996）。产前性别选择对性别比例的影响的一个重要证据是性别甄别技术在东亚出现和普及的时间与性别比例大幅度失调的时间是相吻合的。比如，中国和韩国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出现并普及性别甄别技术，而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调也是从这时开始的。而更早一些，当性别甄别技术在欧美出现的时侯，也有学者关注过这一技术对生育选择的影响，Mason和Bennett（1977）曾指出，性别甄别技术夫人普及本身就表明了父母的性别歧视——只有那些想生儿子的父母才会从这一技术中获益，他们会在鉴别出胎儿为女性之后选择人工流产，而当胎儿为男性时，父母一般情况下都不会选择流产，这和他们是否想生女儿关系不大。Goodkind（1996）利用韩国1988年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父母在进行产前鉴定之后，如果发现胎儿是男性，只有2%会选择流产，而女性胎儿被流产的比例则高达60%，这无疑是对Mason和Bennett的理论的一大支持——即性别甄别技术是为那些有性别偏好的父母准备，而这一技术的流行，本身就说明了性别歧视在社会上广泛存在。

那么，产前性别选择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性别比例呢？这一问题目前没有明确的回答，但是Goodkind（1996）利用1988年韩国的调查数据所做的分析表明，在韩国，所有怀孕妇女中只有1.6%做过产前性别鉴定，如果Goodkind的分析是正确的、并且数据没有误差，那么按照自然出生性别比为1.05估算，即使所有检查出胎儿是女性的父母全部选择流产，之后一胎全都是男婴，会使出生性别比例上升到1.083，虽然比正常性别比例略高，但并非不可接受，但是如果这项技术在更大范围内普及，更多的夫妇进行产前性别鉴定和人工流产，那么造成的后果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国，这一点尤其明显，因为要保护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运行，同时没有宗教约束，中国堕胎不仅不违法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是受到鼓励的，这对出生性别比例可能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新生婴儿的性别比已经达到了1.17，这远远高于了可接受的氛围，虽然这其中可能有多种因素，但是毫无疑问，产前的人为性别选择是最重要的原因。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父母在什么情况下会进行产前性别选择呢？Hull（1990）和Zeng et al.（1993）对中国的研究表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父母对不同胎次的婴儿的态度是不同的，一般来说，第一胎人为选择的比例不会太高，总体出生性别比例在可以接受的氛围内，但是随着胎次的上升，出生性别比例就开始发生畸变。Das Gupta（1987）提出的选择性歧视的观点和Hull以及Zeng等人的研究有相通之处，她认为父母对女婴的歧视主要体现在高胎次的女婴上，对旁遮普（Panjab）地区的实证分析证实了这一观点。

 

 

产后的弃婴和杀婴？

产前的性别选择是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产后的性别歧视的影响可能更大。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新生婴儿的性别比为1.17，但是2004年0-4岁婴儿的性别比却高达1.227，5-9岁儿童的性别比为1.191[3]，这充分说明了在生长过程中，女婴的死亡率远远高于男婴，考虑到在同等医疗和营养状况下，男婴的死亡率应该高于女婴这一事实，中国过去十年女婴的死亡率相对于男婴，已经远远超出了可以接受的范围。产后的性别歧视要为这一现象承担几乎全部的责任。Sen和Dreze（1998）也表示，在印度，人口普查数字显示出生时的男女性别比例约为1.053[4]，这和正常的男女出生性别比是相吻合的，因此，在印度，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调大部分要归因于产后的性别歧视。

产后的性别歧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弃婴和杀婴的现象，二是在医疗、食物等方面的歧视性待遇，导致女婴的早夭率上升。

弃婴和杀婴的现象在东亚和南亚地区并不少见，很多学者也将婴儿性别比例的失调归咎于此，Hull（1990）利用中国1987年1%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认为出生后被父母溺杀、抛弃是造成女婴比例地下的重要原因。Johansson和Nygren（1991）利用中国1988年2‰生育率调查数据进行分析，仍然认为。弃婴和杀婴是造成婴儿性别比例失调的重要原因。同时，在印度等地，学者们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Murthi，Guio and Dreze，1995）。

但是，弃婴和杀婴真的会对婴儿性别比例失调造成如此明显的影响吗？毕竟，直接的弃婴和杀婴在各个国家都是犯罪行为，很难相信一种犯罪行为可以对全国的人口性别比例造成如此严重的影响。Sen和Dreze（1998）表示，虽然印度确实发生了严格界定的谋杀女婴的行为，而且印度北部有长期谋杀女婴的历史，但是，过量的女孩死亡往往是由于家庭对男孩的偏爱以及家庭分配中对女婴的忽视造成的。有证据表明，Sen和Dreze的论断是有道理的，1992到1993年度的印度全国家庭健康调查显示，除了在克拉拉邦等南方少数几邦情况不太确定以外，在印度全境，6种主要的疾病疫苗的接种率，女婴都远远低于男婴，而且，这和家庭收入以及父母教育水平没有关系，这直接导致了印度女婴的死亡率远远高于男婴（Arokiasamy，2002）。大量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足够充分的证据——对女孩的医疗卫生和营养食物等方面的忽视在很大程度上和女婴的死亡率呈正向关系（Das Gupta，1987；Chen et al.，1981），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往往被父母视为是自然而然、理所应当的，不仅在印度，在中国或东亚其他地区也是如此，社会观念认定了女孩不应该接受好于男孩的教育，而家中的资源向男孩倾斜也是无可厚非的，比如韩国在朝鲜战争时期显示了非常高的性别比例，而中国在日本侵华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显示了非常高的性别比例失调，战争本来应该导致男性大量死亡，从而缓和男女性别比，单是在人为灾害中，男女性别比例反而加剧了，这是因为在灾害（比如战争和饥荒）发生前出生的女婴在灾害期间被大量抛起、溺杀或由于家庭资源紧缺而早夭（李树茁，Das Gupta，1999）。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使得父母在养育女婴时的人为忽视往往不被自身察觉——因为他们很可能觉得根本没有忽视女婴的需求，女婴本来就不应该比男婴得到的更多。

此外，另一种情况也会导致女婴在统计上的减少，那就是家庭对出生的女婴的故意隐瞒（Cai，2003；姜全保，李树茁，费尔德曼，2005），这可能是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中国所特有的现象，而这毫无疑问是对女婴的一种严重歧视——不在政府部门正式登记注册的女婴将无法获得任何公共财政提供的服务，而家庭这样做，往往只是为了再获得一个男孩。

 

中国性别比过大的真正原因是什么：都是乙肝惹的祸？

毕业于哈佛大学现就职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女经济学家Oster（2005）提出了新见解，她的这一开闯研究给她带来了极大的声誉，被认为是全球最有前途的经济学十大新星之一。她认为没有所谓的1亿女性失踪问题，都是乙肝惹的祸。乙肝和生育选择是有关系的，母亲若是乙肝病毒携带者，那么生男孩的概率是生女孩的150%，这一论断的理论依据来自1976年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将得主Blumberg的研究，这项研究表明了乙肝病毒和生育性别比例之间是有关系的，Oster的研究表明在中国75%的失踪女性可以是因为乙肝病毒的原因导致的。

这一证据真的有效吗？如果这一论断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在良心上似乎会好过一点，这至少表明在东亚和南亚地区比例异常的出生性别差异不是由于严酷的性别歧视造成的，但事实上，这一论断并没有的到经验研究的广泛支持，有研究表明，已经生育过一名女童的妇女才有生育另外一名男童的更大可能性（Das Gupta，2005），对于仅仅生育过男童的妇女们，她们只有中等的可能性再生育一个女童，这表明已经生育过男童的父母们对女童的偏爱程度依然有限（Das Gupta，2006），这一点从不同胎次的出生性别比例和婴儿死亡比例也可以看出（Hull，1990；Zeng et al.，1993）。

在新生儿性别选择技术广泛应用之后，来自韩国的数据证实性别选择技术与现有儿童性别组成比例有密切的关系（Goodkind，1996），东南亚各个国家的出生性别比例、流产婴儿性别比例和死亡的新生儿性别比例显示出决定出生女婴数量是否下降的关键因素是家庭中儿童的性别组成是否与父母的构想相同，因此，男孩偏好是出生女婴数量下降的根本原因（Arnold，Fred， Kishor and Roy，2002； Park, Chai-Bin and Nam-Hoon Cho.，1995），Lin和Luoh使用1988年到1999 年台湾地区的数据，分析了女性乙肝感染者生育的儿童性别比例情况，发现乙型肝炎感染者生育男童的比例比正常母亲仅仅高出0.25%，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乙肝病毒对生育性别比例应该是有影响的，但是这种影响没有Oster宣称的那样大，Oster可能过高的估计了乙肝的作用。

此外，有证据表明，乙型肝炎对新生儿新性比例的影响总是伴随着整体新生儿性别比例增减变化而变化的，则表明，父母降低对生育男童的期望，是因为他们已经达到或接近愿意抚养的孩子数目的极限，这在家庭规模缩小时表现得更为明显。更重要的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虽然有很高的乙型肝炎感染率，但是新生儿的性别比例却是正常的（Das Gupta，2005），这更加说明了Oster的理论存在缺陷。

 

无论怎么样，目前中国男性比女性多出4000万，从长远看会带来无数大的社会问题。最能想到的一个结果就是未来无数的成年女性失踪：那些成年娶不到媳妇的男性可能要买女人了，从而催生出女性买卖市场，不出女性被绑被卖。这种惨剧在十几年前多次被报道，例如同济大学的一个女研究生被小学未毕业的女孩骗到山东被卖给一个老光棍半年之久，北京一个小学生被卖到河北保定当媳妇三年多等等。

如何从长计议应对这个巨大的男女性别差距已变成十分紧急了。国家应该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避免类似的惨剧重演。当然也该好好考虑那多出4000多万男人娶媳妇问题。

 

（作者郑风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庞毅为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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