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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Ronald Coase)一生论著寥寥无几,屈指可数。
如科斯在中国,在从教的几十年中,科老师可能时常面临考核不合格的尴尬,说不准学院、人事处早就亮出红牌,请君出瓮,哈哈。
科斯最有影响论文有两篇,一是1937发表的“The Nature of the Firm”(《企业的性质》)。该篇是他21岁时候(1932年)的习作。另一篇是1960年发表的“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社会成本问题》)。其有影响的著作总共加起来也就是十多万字。
但,两篇可敌国,足矣。
科斯开创了产权(契约)经济学、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当代经济学显学流派,这在学界是公认的事实。
多和少有时又能说明什么呢?
张爱玲说,成名要趁早。
可惜,科斯真正成名是在他81岁后。1937年发表了标志契约经济学开端的论文,到了1991年才诺奖加身。搞得当时诺奖委员会主席不好意思,也不得不在颁奖典礼上调侃自嘲,称科斯的理论“大幅改善了我对经济体系运作方式的认识,但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了解这件事”。
看样子,爱玲的主张只能停留在与胡兰成纠缠的红玫瑰和白玫瑰的世界里。
胡兰成在台湾的一个弟子朱天文,在电视谈话节目里,左一个胡老师,右一个胡老师。敢情胡老师正在日本出差,尚健在。
不过,作为侯孝贤御用的电影编剧,还是成功的。所以天文可以原谅,瑕不掩瑜嘛。
但汉奸就是汉奸,含糊不得。
再过几天(2011年12月29日),科斯迎来101岁寿辰。
前不久,科斯向中国学者、经济实务界发出盛世危言:“我有重要的话要对中国说,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盛世危言的作用在于警示以防范未然。言辞矫枉过正实属正常,体现警示者的良苦用心。
在中国,如果说存在思想市场的话,那么这个市场的有效性也是相当不足的,其“价格”体系是混乱的,没有效率的,甄别不了真正有价值的思想,因而是鱼目混珠的市场,是个柠檬市场,其结果是逆向选择。
沐猴而冠,是逆向选择的现象。汨罗江中的三闾大夫更是逆向选择的结果。
苏轼“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的郁闷也是逆向选择害的。
东波可没科斯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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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10-20 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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