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之方与治学之道

戴建业

（载《光明日报》2014—11—11，有删节，此为全文）

邢福义先生在他一生的学术生涯中，先后发表了480多篇学术论文，仅在《中国语文》上就发表了28篇，出版了21部独著的学术著作。在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的六次评奖中，他个人撰写的4部专著接连4次获得一等奖，不仅在全国语言学界无出其右，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也绝无仅有，它是学界众口相传的学术佳话，也是我们学生后辈难以复制的“学术神话”。季羡林先生生前主编的“二十世纪杰出语言学家丛书”中收录了邢先生的代表作，2002年香港理工大学还为他举行了“杰出学人成就表扬典礼”，在表彰辞中称颂“邢福义教授是闻名中外的杰出汉语语言学家”。

时代对邢先生这一代学人并无偏爱，他前半生受到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的干扰，后半生又遇上全社会的人心浮躁。他同学同行中的许多才俊与世沉浮，最后大多数都“泯然众人”，是什么精神品格让邢先生能坚毅自守？是何种治学态度让邢先生能独拔时流？

邓天玉博士的专著《邢福义为学路》（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4年），正好为我们回答了这些问题。该著是在她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全书凡四章约33万字，前三章分别论述邢先生语法学、传授学和国学的思想理论，最后一章考索邢先生的“为学步履”。作者不仅总结了自己导师的治学成就，还探究了自己导师的治学路数，更追溯了自己导师的治学历程。这个论文选题具有双重的学术意义——既能阐明先生的治学之道，又能昭示学生的求学之方。

邓天玉开始执意要选这个题目做学位论文时，也许没有这么明确的学术意识，她的初衷不过是想从导师那儿取到“真经”。好不容易拜到仰慕已久的名师，她说要不把邢老师的治学方法学到手，自己这次博士就算白读了。她这点“个人私心”倒符合“学术公理”，《诗经》有言“伐柯伐柯，其则不远”。通过研究自己导师的“为学路”，有了更多与导师接触和求教的机会，从前写在纸上的那些治学方法，现在老师将它们生动地展示在自己眼前。晋朝东海王司马越告诉儿子拜师求学的方法说：“夫学之所益者浅，体之所安者深。闲习礼度，不如式瞻仪形；讽味遗言，不如亲承音旨。”比起自己在暗中“纸上得来”，老师当面的“现身说法”，无疑更为真切形象，更容易加深自己的理解，也更有助于激发自己的思考。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时，曾说过一则与司马越意思相近的名言：“读书并不一定能使人善于思考，但通过与善于思考的人交流，通常能使人变得好学深思。”（Men are not always made thoughtful by books; but they are generally made thoughtful by association with men who think.）可是，人们习惯于贵远贱近，总是向往地平线那边的“风景”，却遗忘了自己身边的“名胜”。很多连黄鹤楼也没有登过的武汉人，说起意大利比萨斜塔便眉飞色舞。难怪韩非子曾感叹说，眼睛能视千里之外，却看不见自己眉睫之前。有些研究生常常好高骛远，连走路尚未学会，就想参加千米长跑。既然自己的导师“其则不远”，做研究生的又何必舍近求远？

做学问与练书法的方法极其相近。练书法先要找一本好帖反复临摹，直到完全掌握了帖字的笔法构架，一下笔就能酷肖其笔意和神韵，打下这个坚实基础后再临他帖，并由形似而臻于神似，最后慢慢形成自己的书法风格。做学问也是一样，先必须在导师指导下反复精读专业经典，然后再精读与泛览结合拓展知识面，在阅读、思考和写笔记中培养自己对本专业的直觉和敏感，跟着老师学会如何发现问题，学会如何逻辑地论证自己的观点，甚至跟着老师学习他的述学语言。学会自己导师的治学路数后，再根据专业方向和个人兴趣转益多师。经由研究自己导师，来掌握他治学的“看家本领”，看来邓天玉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入门很正。

当然，不是所有导师都有自己的治学路数，也不是每个导师都“值得”模仿，更不是每个导师都“可以”模仿。不妨以诗坛上的李白与杜甫为例，宋人说“少陵诗法如孙吴，李白诗法如李广”。李广用兵如神却不著痕迹；孙吴著有兵书让人有法可依。学者也是如此，从学术个性上讲，有些学者以才华取胜，有些学者以功力见长，有些学者则才情与功力兼备；从学术实绩来看，有些学者一生“但开风气”，有些学者能解决学术难题，有些学者取得了令人仰慕的学术成就，有些学者则创建了可重复操作的学术范式。凭才华和直觉做学问的老师，让人佩服却难以仿效，有些漂亮的论文论著，他本人也可能不知是如何“弄出来”的，这种“无法之法”他人更不可琢磨。那些功力深湛又兼具才情的学者，往往能取得过人的成就，又善于总结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法，或者能归纳出一套可供操作的学术范式，这一类学者特别值得我们研究。

邢福义先生就属于后一类学者——他作出的学术成就令人惊叹，他留下的治学方法让人受益。一生能出一两本专著，能写几篇有见地的文章，就可能成为小有成就的学者甚至学术名家，只有提出了许多理论命题，归纳出了许多学术规律，解决了不少学术难题，这才可能成为学术大家。邢先生一生不仅著作等身，而且在本专业领域留下了一大串“邢氏理论”：“小句中枢说”、“句管控”、“两个三角”、“三个充分”、“动词核心、名词赋格”、“主观视点”、“语表趋简，语义兼容”、“词性判定法”等等。这些理论有些已成学界定论，有些引起学界持续的热烈争论；已成定论的观点固然是大家共享的精神财富，引起争论的观点同样也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如此之多的“邢氏理论”，表明邢先生具有极大的学术原创性。那么，什么是形成“邢氏理论”的内在机制？什么是驱动邢先生进行学术创造的深层动因？

我们又得回到邓天玉的专著《邢福义为学路》中来寻找答案。

单凭才气也可能把文章写得非常巧妙，但要想把学问做深做大做出气象，在才气之外还必须有锲而不舍的毅力，必须有正确的治学态度和独到的治学方法。由于邢先生是杰出的语言学家，又是写文章的高手，他的治学方法都凝练为生动警策的名言，全然不是那种干巴巴的说教。他许多浅显活泼的“邢氏警句”，蕴含着深刻丰富的治学义理。这里从《邢福义为学路》中拈出几则治学名言与大家分享——

“抬头是山，路在脚下”。这八个字包含了理想与行动、目标与干劲的内在张力。“抬头是山”的“山”，既可解释成相对模糊的事业理想，也可指实为比较具体的学术目标。上句强调任何一个立志向学的人，都应树立崇高的学术理想，确立自己远大的学术目标。眼中无山的人怎么可能去奋力爬山？胸无大志的人怎么可能刻苦努力？要是年轻时没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壮怀，杜甫怎么可能成就他后来“集大成诗人”的伟业？司马光也认为及早确立人生目标至关重要：“夫射者必志于的，志于的而不中者有矣，未有不志于的而中者也。”“抬头”无“山”便没有方向感，没有方向感人生便无着力点。道欲通方而业须专一，心无旁骛则事半功倍。下句“路在脚下”强调必须从零起步，坚定地一步一步朝自己的目标迈进。求学者多如牛毛，学成者却少如麟角。很多学生虽然能抬头见“山”，但学术的“无限风光在险峰”，他们既没有登山的决心，也没有探险的勇气，有的未曾起步，有的半途而返，能在险峰绝顶上领略学术“无限风光”的人毕竟是少数。2013年9月全校新生开学典礼演上我做了题为《一切皆有可能》的演讲，邓天玉在该著中摘引了我演讲辞中的一段话：“同学们应该有自己的梦想，有了梦想我们才会满怀希望，有了梦想我们心中才会洒满阳光。但仅有梦想还远远不够，如果没有相应的拼劲、毅力、恒心，如果没有付出持续的努力，没有流下拼搏的汗水，没有流下痛苦的眼泪，没有‘为伊消得人憔悴’的艰辛，任何梦想都将成为昙花一现的空想，人生的美梦将成为折磨我们的噩梦。”邢老师只用八个字就阐明了理想与行动的关系，它早已成了语言学系的系训，成了许多学子求学的座右铭。

“猪往前拱，鸡往后扒”。这八字不知是中国乡村的常用俗语，还是来源于他对生活现象的观察，邢老师将它用于治学真让人受用无穷。此八字诀的内涵可分几个层次来阐述：首先，要了解自己的所长和所短，再来学会如何扬长避短。“知道”自己的嘴长，猪吃食便用嘴朝前拱；“知道”自己的爪利，鸡觅食便用爪往后扒——猪和鸡都“懂得”用其所长，所以它们都能各得其所。古代学者早就明白人的能力“鲜能备善”，有人长于考证，有人长于思辨，有人善于归纳，有人善于演绎，有人直觉敏锐，有人记忆惊人，只有极少智者才能淹有众长。清人章学诚在《答沈枫墀论学书》中说：“人生难得全才，得于天者必有所近，学者不自见也。博览以验其趣之所入，习试以求其性之所安，旁通以究其量之所至，是亦足以进乎道矣。”大多数学者都是才智普通的中人，大多数大学问都出自才智普通的学者之手。俗话说“寸有所长，尺有所短”，章氏告诉我们要用其所长就必须识其所长，经由“博览”、“习试”和“旁通”等方法来不断试错，是一个学者认识自我的不二法门。其次，此八字诀强调学者既要自信自立，又不能自满自夸。在学术分科越来越细的今天，只要能将自己某一长处发挥到极致，你就能成为某一领域的顶尖专家，长于文献考辨的学者不用在长于思辨的人面前自卑，猪朝前拱能填饱肚皮，鸡往后扒也不会饿死，战场上长枪短剑都能致敌于死地。章学诚在《又答沈枫墀论学书》中形象地说：“居布帛者不必与知米粟，市陶冶者不必愧无金珠。”卖布匹的商店里没有米粮，卖陶器的商店没有金珠，店主不必因此而抱愧。另一方面又不能以己之长轻人之短，鸡不得嘲笑“猪朝前拱”的样子丑陋，猪也不能挖苦“鸡往后扒”的方法笨拙。最后，此八字诀强调向别人学习时不能丧失自我，做学问更不能在时代大潮中趋时跟风，任何环境中都要能坚守自己，因此，他不断告诫学生要“自己走路，走自己的路”。看一个学者是否能独自成家，一是要看他是否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个性，二是要看他是否提出了自己的学术问题。有些人一生都是在用别人的语言，用别人的方法，解答别人提出的问题，我把这类人称为“学术打工者”。还有些人一生都是在为长官意志作辩护，为上面的各种政策唱赞歌，这类人根本就没有资格称为“学者”。

“年年岁岁，春夏秋冬”。这平实的八个字是邢先生成就学术大业的得力处。治学数十年来，邢先生没有休息日，没有寒暑假，《楚天金报》记者称他是“360天从不休息的勇士”。做学问没有聪明当然不行，但是单凭聪明更不能行。有些学者卖弄小聪明投机取巧，不断改变专业方向，不断玩弄新的花样，邢先生轻蔑地把这些家伙称为东跳西窜的“流寇”。他说做学问先要打下厚实的基础，再沉潜下去咬住问题不放，“不管碰到多大的困难，都必须严格执行自己写下的研究计划”。他从来不到外面吃饭应酬，更不到娱乐场所消费享受，把分分秒秒都用于自己的学术事业。别人从事学术研究是为了生活，他的整个生活都是为了学术研究。就我所知，华中师范大学老一代学者中有两位先生最守作息规律，一位是已故的国学大师张舜徽先生，一位是健在的语言学泰斗邢福义先生。张先生每天凌晨都“闻鸡而起”，他在《八十自叙》中说：“余之一生，自强不息，若驽马之耐劳，如贞松之后凋。”邢先生不仅每天早晨准时起床，一日三餐也要准时开饭，每天傍晚晚餐后必准时散步。据说康德当年每天傍晚散步极其准时，以至于邻居以他散步到窗下的时间来校对自家钟表。邢先生作息之规律庶几近之。《荀子·修身》篇说：“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其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人不远矣。”过人的毅力，过人的付出，才有邢先生今天过人的成就。

“文章九字诀”：“看得懂，信得过，用得上”。邢先生以这九字诀律人，更以这九字诀律己。大家一看就明白这九字诀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时下许多人写论文端起架子来故作高深，不时镶钳一些花哨新名词卖弄学问，像是存心要让别人“看不懂”，这就是苏轼所说的“以艰深文浅陋”。邢先生的学术论文明晰、清通、谨严、精审，不少文章是述学的典范之作。初读邢先生文章很可能顺着意思轻轻滑过，意识不到自己读到了上好的文章，掩卷之后才能品咂出无穷妙处。他有些论文看起来好像一挥而就，事实上经过了作者的百炼千锤，如发在《中国语文》上的那篇《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他从写作初稿到反复推敲花了12年才最后定稿，真所谓“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现在大学的管理体制有时逼良为娼，很多人“文章初成不留夜”，匆匆写出，匆匆发表，匆匆过时，用当下时髦的话来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这些文章连作者自己也不会相信，又怎么要别人“信得过”呢？连“信得过”都是个疑问，“用得上”就更是无从谈起。顾炎武一生不徒作“无用之文”，邢先生要求文章“用得上”是对这一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邢先生很多治学理念都发人深省，如，“大器早成”挑战“大器晚成”的成说，“边积边发”一反“厚积薄发”的旧规；又如，“师法别人，更要师法自己”之独辟蹊径，“治学之道，学风先导”之推陈出新。《邢福义为学路》一书虽难免这样那样的遗憾，但它可以说是邢先生治学箴言的“百宝箱”，随便翻开哪一章都保你能满载而归。

邓天玉把自己第一本专著名为《邢福义为学路》，书名恰如全书行文那样平易朴实。作者大学阶段曾是我的学生，转眼之间她又从我的老师邢福义先生门下博士毕业。翻过她送来的这本刚刚出版的博士论文，既让我从自己老师那儿学到了要如何当“先生”，也让我从自己学生这里学到了要如何当“学生”。邢福义先生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学生超过自己”。应当付出什么样的努力，我们才不会辜负邢先生的期望——成为学术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学生呢？在治学这条艰难崎岖的道路上，求学者先应一步一趋地“跟着”自己的老师走，以期得到老师治学的真传；再踏踏实实地“沿着”自己的老师走，把老师开创的学术道路向前拓展；最后坚定不移地“接着”自己的老师走，让老师的学术成就成为自己学术征程的起点，让老师的治学方法不断得到完善，让老师的治学精神世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