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的“短板”与公众的“期待”

题目中的“短板”不是指“短板理论”或“短板效应”，是指现代社会中专家天生的局限。“期待”自然是指公众对专家的期待视野。

这篇文章是对最近两件社会事件和文化事件的随感。一件是邹恒甫先生本月21日对北大的微博爆料——

@邹恒甫： 这种院长主任教授通过总在梦桃源直隶大膳鲂吃喝跟漂亮女服务员发展淫荡关系。至于在外面歌厅舞厅娱乐桑拉会所吃喝嫖娼的院长主任教授就更多了。此等事情在中国高校很普遍。国外很多来中国讲课访问的也把饭后去歌厅舞厅娱乐桑拉洗脚按摩当着必需节目。

我重复一遍：从清华西门望北大都是吃喝玩乐的七星级高档场所。请问书记朱善璐学兄， 北大是搞最高教育研究还是搞最高吃喝玩乐？！校长周其凤学兄，你是怎样在管北大？为保证北大学术环境，我建议梦桃源直隶大膳鲂所有星级酒店等都被清理出北大。什么样的后门关系让这些吃喝场所成为北大的一大风景？！

    把教授骂为“叫兽”，把大学骂为“妓院”，这些年差不多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对北大的嘲讽谩骂更是家常便饭，但几乎没有哪一篇文章或哪条微博，像邹恒甫先生的这两条微博那样引起社会热议。这两条微博一出立即有数万人转发，从官方的“人民网”到各大门户网站，从大学教授到市井民工，它是这一个多星期来都在谈论的热门话题。有人由此对大学堕落痛心疾首，有人借此发泄对大学教育的牢骚怨恨，有人可能只是跟着起哄看热闹，不管属于哪种情况，都说明邹恒甫先生绝对是公众关注或仰望的人物。很少有人对北大表示同情，不少评论都拍手称快，社会大众都说邹恒甫骂得“非常解恨”。这十天来北大几乎在炭火上烤炙，今天看到北大正式起诉邹恒甫新闻。

为什么邹恒甫先生一条微博就把北大推到了风口浪尖呢？这与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邹恒甫先生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一是由于邹先生爆料针对性很强。最近西方对世界经济学家进行排名，邹恒甫先生不仅在全世界排名96位，而且在所有华人经济学家中排名第一，而且这个排名是西方学术界弄出来的，而且邹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而且现在又是世界银行专家，这些“而且”头衔中随便哪一个都可以让他牛一辈子，何况这些头衔都戴在他一个人头上，所以如今的邹恒甫牛到了“天下谁人不识君”的程度。要是一个无名小卒骂骂北大，大家肯定只是当做笑话听听，绝对没有人来理会他说的真假，北大更不会到法院和他对簿公堂。

公众虽然讥讽国内的“专家”为“砖家”，但对“真专家”尤其是对世界认可的专家，大家还是有很高的期待和莫名的崇拜。人们相信像邹恒甫这样的世界知名专家不会信口开河，没有真凭实据他不会指名道姓地爆料，他敢给北大爆料肯定拿到了北大的痛处。我看了邹恒甫这十几天的微博，看了他前前后后的演讲材料，更细读了上面那两条微博。我觉得他把北大送到炭火上烤，也把自己送到了炭火上烤；他让北大颜面扫地，也可能让自己无地自容。北大如果真的和他较真，我觉得邹先生就很难轻松潇洒。他微博中的爆料也许是实情，但在法庭上难以指证，除非他掌握了这方面的录像或录音，除非他有内线愿意出面作证。比如他微博中说“国外很多来中国讲课访问的也把饭后去歌厅舞厅娱乐桑拉洗脚按摩当着必需节目”，这种情况倒不是他个人捏造，但落实到具体单位就必须拿出证据。至于“这种院长主任教授通过总在梦桃源直隶大膳鲂吃喝跟漂亮女服务员发展淫荡关系。至于在外面歌厅舞厅娱乐桑拉会所吃喝嫖娼的院长主任教授就更多了”，情况可能更麻烦，首先没有一个院长会承认与大膳鲂服务员发生“淫荡关系”，也没有一个服务员会承认与某院长发生“淫荡关系”，院长要顾及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服务员更涉及到今后成家做人。“北大是搞最高教育研究还是搞最高吃喝玩乐”、“什么样的后门关系让这些吃喝场所成为北大的一大风景”，一个无名小子随便骂骂，出出气解解恨也就罢了，邹恒甫这样的名流来骂大街，就让名校北大非常难堪，北大自然也就会让邹恒甫同样丢丑。

邹先生的学术才华无可怀疑，他的学术成就也有目共睹，他的学术地位更难撼动，但有才华的人容易狂傲，有成就的人容易放肆，有地位的人容易轻率，就像他同时罩着许多学术光环一样，他也同时带有这些为人毛病。他上面微博不是以一个严谨的经济学家发言，而是以一个与北大有许多恩怨的人爆料。他在爆料的时候已经脱离了他专业的言说领域，也脱离了他专业的言说心态。

在自己非专业的领域里，一个专家发言的科学性和可信度，可能不及一个普通百姓，但它的影响又超过常人，这正是专家最大的“短板”，也正是专家最大的危险。

即使在自己本专业领域里，专家也往往由于固执而失之偏激，他们的在专业领域里的发言，在公众眼中也可能显得幼稚可笑。28号《新京报》讯，一百多名学者联合签名的举报信，送至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状告商务印书馆今年出版的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收录“NBA”等239个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违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等法规。这些语言专家们认为此举损害了汉语的纯洁性和权威性。譬如“NBA”应改为“美职篮”，还有 iPhone、NBA、GDP、CPI等应该译为中文。这些语言学专家由于太热爱汉语了，他们容不得汉语中夹杂一些洋文字母，就像溺爱小孩而娇惯小孩一样，太爱汉语而出现对汉语的偏执。中华民族处正在千古未遇的大变局中，我们的文化、语言、心理、习俗，与世界各国都处于不断交流和交融之中，我们不知不觉就喜欢上了洋节，无意之中就喜欢溜几句洋文，热恋中的男女情不自禁就当众接吻，张口就OK，闭口就By—By，我们人不可能是清朝时的汉人，话更不可能说民国时的汉语。我这个弄古代文学的人能理解专家们的焦虑，大众可能觉得这些告状的专家是不可理喻的怪人。

我想到了鲁迅。1925年《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时，鲁迅先生的回答让时人大跌眼镜：“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鲁迅先生这段话都偏激得可怕，他的朋友和论敌大多指责他误人子弟。鲁迅先生自己看的中国书肯定比外国书多，他学术研究的领域更是古代文学、绘画、碑帖，先生上面这段话只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只是他对传统失望和对现实焦虑的渲泄。他同时给挚友许寿裳儿子开的书单全是“中国书”，而且全是中国的古书。

不管什么样的深刻思想家，有敏锐的洞见，必有可怕的偏见；不管哪个学富五车的学者，在专业领域才华超群，在非专业领域可能极其无能。客观全面容易流于面面俱到，四平八稳，深刻犀利又容易固执偏激，甚至走火入魔。

现代社会很难出那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越是在某个领域极有成就的专家，其知识结构可能越是狭窄单一，他们在自己专业领域发言值得重视，在自己非专业领域发言可能让人笑掉大牙，所以，有人断言公共知识分子即将消失，更有人写出《最后一个知识分子》，在今天的中国“共知”完全成了笑柄。

这一方面告诫专家自己必须谨言慎行，在自己非专业领域尽量闭嘴，一是以免给别人误导，二是以免自己被别人嘲笑。另一方面也告诫公众要弄清专家的专业领域，在他的非专业领域，专家不妨姑妄言之，公众尽可姑妄听之。因为博客和微博这些自媒体出现以后，要让一个专家在专业之外完全闭嘴几乎毫无可能，专家和常人一样有七情六欲，他不可能时时刻刻生活在专业之中，他对社会、政治、人生、爱情，必定会有自己的感想和体验，他这些感想和体验固然不必盲从，同时也大可不必嘲讽，我们可以把它们当作“仅供参考”的“一家之言”。哪怕专家是个书呆子，他也能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他的所思所想可以让大家十分“开心”。如果对专家在非专业领域的发言大加嘲讽，就会浇灭专家对公共事务的热情，我们甚至再也听不到他在专业领域里对公众发言。

自媒体显露了专家的“才能”，也让暴露了专家的“低能”。它能让专家变得比较清醒，也能让公众变得比较自信：常人都可以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专家不过就是社会生活中的常人。这样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就能达成深度理解，这样社会就可能走向和谐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