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轮子折腾得比较厉害，不少人被迷惑，形势也是比较严重的。北京市想通过某种比较怀柔的做法来解决这样的问题。于是某高校就接受了这样一个任务，编写一部转化教材。要编写转化教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仅要研究轮子的经典，还要对那些被迷惑的人做更进一步的深入了解。而且这事也不能张扬，弄不好，被轮子方面知道了，会带来无穷无尽的骚扰。

在北京的南部郊区，有一处地点，就为转化被轮子迷惑人们的地方。某高校教师一行五六人，来到这处地点。他们要全程参加对某些需要转化人们的过程，了解他们的思想，同时也要了解这一转化过程的各个细节。老师们被分成若干个组，分别参加正在进行的转化过程。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在转化工作中，虽然也有官方人士的参与，但主要做工作的是轮子中已经被转化的人们在做还没有转化人们的工作。他们都会现身说法，以自己的经历和感悟来告诉那些尚未转化的人们。这种方法并不是立即生效的，需要有一段时间。大约一般是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左右。

那些尚未转化的人们，对这种转化工作是很抵触的。在最初给他们做转化工作的时候，他们中的几乎所有人都是一言不发。不管那些早期转化者说什么话，那些尚未转化的人们就是一声不吭。即使这样，那些早期转化者依然耐心地继续说着。那些未转化者虽然不说话，但那些早期转化者毕竟也是过来人，也了解他们整个的思想过程，所以也会有针对性的去做那些未转化者的工作。

不过，由于那些未转化者总不说话，所以早期转化者们的工作的有针对性，也只能是相对的。这几乎是一种各种因素的尝试。从家庭、到生活，从他们个人的转化经历，再说到未转化者可能遇到的苦恼和难处。这种尝试也许能在某一点能够说到点子上，但也有可能都做不到有的放矢。反正这一轮说完了，效果不明显，再在下一轮工作中继续这样说。

有一位未转化者，是位中年妇女。她最开始也是什么也不说。后来人们就先不说要不要转化的话，而是跟她聊天。问她住在什么地方，家里都有什么人，她自己是做什么工作的，等等。那中年妇女一听没有再说要她转化的话，心理的戒备也略有放松，跟着大伙聊了起来。聊着聊着，一位旁听的某校老师发现原来这位中年妇女是与这位老师是住在同一个社区里的。于是这位老师就插话，跟这位中年妇女聊了起来。当时，负责转化工作的机构并没有禁止旁听的老师参加转化的劝说工作，所以这位老师插话也没有说不行。

聊着聊着，这位妇女开始说到自己的苦恼。一是家人身体不太好，另外她自己的工作也不太顺心，还有就是与丈夫的关系也不那么和谐。这么多事困扰着她，再加上轮子里的人一找她，说加入轮子能有多好，所以她就一下子陷进去了。

看到她愿意说话了，后面的事就好办了。大家都是你一言，我一语，说起各自在轮子里的经历。早期转化者们主要都还不是那种特别轴的人，所以他们能够在早期就转化过来，还是他们想法还比较活份。轮子中人们的某些经历也是有相似之处的。这样说着说着，虽然那位妇女还不可能一下子就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但心情与情绪上已经不再有那么强烈的抵触了。

参加旁听的老师们不可能长期旁听下去，他们的工作是编写转化教材。所以在旁听了大约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就回到学校开始进行相关教材的编写工作。在教材里，不仅要对轮子的经典进行批判，还要对陷入轮子的人们的各种具体情况进行分析。找出他们陷入轮子的原因，并针对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况，提出要做好转化工作的具体方法。这部转化教材是给那些参加转化工作的人们编写的，并不是让那些未转化者们读的。

教材的编写大约历时一个月左右，参加编写教材的老师们分了工，每个人写一个部分。然后再由一个老师统稿。统稿这事比较麻烦，因为教材中各个部分体例不同，写法不同，写作风格也不同，文笔水平也不同。所以统稿者得从头整理一遍，有些部分需要自己重写。这统稿工作也进行了差不多两个星期，就算完稿了。

教材稿交到了上面，很快就印出来了。因为作为一种内部读物，所以没有出版社的署名，也没有编写者的署名，没有书号，没有ISBN什么的。要搁今天看，就像是一本非法出版物。但是这是不上市的，不卖钱的，所以似乎也不算违法。

书出来后，很快就下发到北京市各个转化工作点。再过了一段时间，意见反馈了回来。那些基层转化点的工作人员反映这部教材还不错，挺管用的。后来有关方面还搞了个表彰，对这个高校所做的工作做了表扬，好像后来还获了一个社会科学方面的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