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拍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我是在英国Bladford的一家小电影院看的，那个电影院不仅小，而且老。老到什么程度？那座椅都是木头的，而且不是连排，是可以单独移动的折叠椅。场地小，屏幕也不大。看的观众都是利兹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学生和学者，可能在这家电影院看这类中国电影比较便宜，反正一般英国人也不会看这样的电影。

看完后，走出影院，有的观众说，张艺谋就是喜欢把这种中国落后的东西拍成电影，给外国人看，参加外国电影节的评奖。我倒没这样的感觉。我说，我的感觉就是，那时的中国是这样的状态，这不正说明革命的必要吗？或许，外国观众一般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在他们眼里，这部电影所要讲的故事跟中国革命有什么关系，他们不知道，也不关心。可是毕竟这是拍的中国的电影，中国人看了，自然不会与外国观众有相同的感受。

《红高粱》似乎也曾经得到过国内某些人士的类似评价。《红高粱》的小说我看过，但看得不全，而且可能那个故事对我来说，吸引力并不大，所以，印象也不太深。只知道莫言用“我爷爷”和“我奶奶”来讲述他想讲述的故事。但电影就不一样了。电影里尽管描述了在酿酒过程中往酒里尿尿的场面，但根本的要点还是在打日本鬼子方面，反映的是一种民族气节和民族精神。单就这一点，我赞赏《红高粱》。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电影编导把小说中故事的发生地从山东高密搬到西北一个莫名的地方。似乎日本人只占了山西，黄河以西日本人似乎从来没有去过。这就有点背离历史了。而且西北地区是不是适合种高粱我不太清楚，反正东北和华北是适宜种高粱的。西北是不是也适合种，我实在不知道。

当时在英国这种比较偏僻的小电影院还放过《菊豆》。小说我看过，电影没看过，似乎与乱伦有点瓜葛。因为没看过电影，所以无法评价。不过，张导喜欢红色，反正这三部电影都少不了那种大红。红高粱里高粱是红的，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灯笼是红的，菊豆里染坊染的布是红的。至于用这么多大红的颜色，张导想要说明什么，这东西只能通过观众自己的视觉来感受，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所以张导的意图如果他自己不说，没人能真的了解到。

这里有这样一个问题，说张导有意识在电影中曝露中国的落后一面，我不太认同这样的说法。那样一个年代，那样一个环境，中国就是有很多落后的地方，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在电影中当然也可以掩盖，可是这样的掩盖有什么意义？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尽管当时外国观众不可能了解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有可能把电影中的场景理解为当下中国的场景。但这样的情况不可能持久。时间一长，当外国的人们开始了解和认识中国了，这样的误解自然也就逐渐消退。

不了解中国的落后，就不可能了解中国革命的必要性。革命也不仅仅只是夺取政权这一个方面，在思想意识、传统文化方面同样需要变革，或者革命。当然，在张导的电影，没有或者极少提到如以往描述革命那样的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等场面，但张导毕竟也是从另一个角度来描述中国革命，尽管这个角度不同于以往，但毕竟也是一个角度。

这也让要想起从巴金的《家、春、秋》改编的电影，也没有党的领导和武装斗争，但是那同样也在揭示了中国必须要进行一场革命的必要性。那样一个腐朽的家族，那样一个腐朽的社会，如果再不革命、再不变革，那么这样的家族连同整个社会，就一定会永久地沉沦下去。中国那个出了诸多人才的著名的叶家，也有类似的经历。叶家的少爷有不少，且其中不乏庶出的。在那样一个封建的家庭，虽然少爷自有少爷的待遇，但他们为妾的母亲却受到极不公平的对待。这让这些少爷始终愤愤不平。这也是这些少爷们最终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

后来，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这些当年的少爷也受到过一次次冲击，特别是在文革，所受的冲击更是特别惨重。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依然义无反顾地坚持认为，自己当年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其中有一个叶家少爷的女儿，因为家庭的原因，在文革中备受歧视，连军训都不许参加。这个女孩的怨恨与愤懑是可以想见的。她不理解父辈受到那么多冲击，为什么还会坚持认为参加这样的革命是正确的。父辈只说了一句话：你不懂，你没当过亡国奴。

革命是必要的，但革命也是残酷的。这种残酷不仅在于需要流血牺牲，更有可能让不少的人受过不该受到的冤屈。这样的冤屈是可以避免的吗？后世的人们可能认为，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但是在那个残酷的年代，其实这类冤屈并不都是可以避免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斯大林时代》这篇短文中写道，“他们知道人类一切进步都是要用极大的代价去换取的，不仅要有英雄们死于疆场，也要有人受冤屈而死去。”这就像在战争中一样，子弹不长眼，误伤己方战士的事时有发生。

当然，应该尽量避免这种误伤的事件，但这不可能是绝对避免的。这就是革命与战争的残酷性。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不要轻易发动革命。但如果实在是迫非得已，那革命的发动也不能犹豫不决。

历史的进程就是如此。即使是尽可能的冷静与理性，也不能保证不发生任何问题。偶然性的因素太多了，绝非人力所能控制得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