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有位前辈对我说，人的语言能表现人的思维是否敏捷。一般语言清晰，说话逻辑性强的，那么他的思维也就很强。如果说话不太利落，那么他的思维也不会太清楚。刚好当时我读到一本书，提到三国时马钧。马钧就是不太会说话，跟人辩论总辩不过，可是他的脑子非常好使，是当时著名的巧匠。我拿这事来抵挡这位前辈，说马钧说话不行，并不等于他脑子也不行。这位前辈当时如何给自己辩护的，我已经忘了。

马钧的成就还是比较显著的，而且主要是体现在机械方面。史书中说，马先生钧，字德衡，天下之名巧也。少而游豫，不自知其为巧也。当此之时，言不及巧，焉可以言知乎? 为博士，居贫，乃思绫机之变，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旧绫机五十综者五十蹑，六十综者六十蹑，先生患其丧功费日，乃皆易以十二蹑。其奇文异变因感而作者，犹自然之成形，阴阳之无穷。此轮扁之对，不可以言言者，又焉可以言校也? 先生为给事中，与常侍高堂隆、骁骑将军秦朗争论于朝，言及指南车。二子谓古无指南车，记言之虚也。先生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远之有?”二子哂之曰:“先生名钧，字德衡，钧者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物主轻重，轻重无准而莫不模哉!”先生曰:“虚争空言，不如试之易效也。”于是二子遂以白明帝，诏先生作之，而指南车成。此一异也，又不可以言者也。从是，天下服其巧矣。

居京师，都城内有地可以为园，患无水以溉。先生乃作翻车，令童儿转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功百倍于常。此二异也。其后有人上百戏者，能设而不能动也。帝以问先生:“可动否?”对曰:“可动。”帝曰:“其巧可益否?”对曰:“可益。”受诏作之。以大木雕构，使其形若轮，平地施之，潜以水发焉。设为女乐舞象，至令木人击鼓吹箫;作山岳，使木人跳丸、掷剑，缘垣、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斗鸡，变化百端。此三异也。先生见诸葛亮连弩，曰:“巧则巧矣，未尽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发石车，敌人于楼边悬湿牛皮，中之则堕，石不能连属而至。欲作一轮，悬大石数十，以机鼓轮，为常则以断悬石，飞击敌城，使首尾电至。尝试以车轮悬瓴甓数十，飞之数百步矣。（以上引自裴松之所注《三国志》）

在以上描述中，马钧的成就包括织绫机的改进，指南车的再造，水车的发明，机械木人的制作，以及连弩的改进和发石车的改进等。可是文中有个最关键的问题没有说，就是马钧的能力是怎么得到和发展起来的？文中所说的大致是指马钧天生为巧匠，这样的说法总让人觉得有点缺陷，不可思议。

中国古代的教育到隋唐后，基本就是以科举为中心。私塾教的就是四书五经，似乎没有听说过教授数学、力学等理科课程。那么中国古代在技术上的成就究竟是如何流传下来的？大约都是通过师徒相传等传统方式流传下来的。师徒相传也是一种教育方式，只是这样的方式对于今天的社会是否还会继续奏效，似乎是个问题。

师徒相传这种教育方式，看起来效率不高，但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那就是因人而宜进行教学、培训和指导。所谓效率不高，是指受教育的人数这个量的指标。但就每个接受教育的人来说，这种方式的效率却可能是更高一些的。这就成了一个悖论。所谓教育面的效率与个人受教育质量的效率成了负相关关系。同一种教育模式的推广面越大，而个人受教育的效率就越低。这便如何是好？

无论是所谓全日制的高等教育，还是职业技术的教育，这类问题都是存在的。传道、授业、解惑，似乎都比较适合于师徒相传。但现代化的教育如同现代化的工业生产，是批量操作的。工业化的教育适应工业化的时代，不知道这样的说法是否成立。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工业化的教育真的就一定适应工业化的时代吗？

师徒传承，一代一代往下传，其实有些条件还是很必要的。师傅的心胸，徒弟的聪慧与勤奋，恐怕这是最根本的条件。师傅的心胸，是看师傅能不能倾己所有而传授给徒弟。不仅如此，师傅还要具备一定传授技艺的能力与方式。而徒弟所做的，不只是简单地继承师傅的技艺，更要能在师傅的基础上能进一步提高。这种师徒相传的做法，更适合于工程技术一类的教育与培训。而对于基础科学来说，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既需要学子对导师全面思想与方法的了解和传承，更需要学子对其他流派的思想与方法的学习和钻研。在工程技术的培训上，独门独派或许还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而在基础理论的研究上，独门独派的做法可能弊端更多一些。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古代的技术传承方式没有记录下来。中国自古以来是不乏工匠的，但这种工匠的传承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师徒相传而流传下来，却没有人能够详细地了解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马钧时代的连弩、机械人、指南车、投石机今天都没有留下样本。指南车还是后来人自己琢磨出来的，是不是马钧那个时代的原型，也不可能知道了。我们今天在工程技艺方面的教育培训，能不能找出一条新的更为有效率的方式和思路，这可真的需要下一番大功夫了。进而在基础学科和理论的教育方面也能摸索出一条前所未有的方法，那更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