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前后，中国的高校开始经历了一番折腾人的大运动，这就是本科教学评估。或许，最初的出发点还是积极的。因为本科教学已经有很长时间得不到高校领导们的重视了，出现了不少短板，教育部认为这样的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需要加以彻底的改变，就试图通过本科教学评估来督促各个高校注意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运动之后，或许在某些方面有那么一些改进，但是从整体上，这却是一场公开的、明目张胆的、合法但并不合理的造假运动。

当年，在本科教学评估所提到的需要做到的事情上，要有硬件的标准。这个方面似乎只要花钱，还是问题不大的。接下来就是在管理方面的要求了。比如，要有每门课程多年的试卷存档，不能有遗失遗漏。这下可就要了某些学校的命了。有些年头久远的学校，还有这样的习惯，把多年的试卷给留了下来，那么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整体归档，不能像过去那样捆吧捆吧就堆到一间屋子里去。这也得花钱，得买很多存档的文件夹，把每个小班的每门课的试卷都要经过装订，还得都摆放在一排排的类似图书馆里的摆放图书的架子上，又花钱又占地，但不这么做肯定不行。

如果那些历史不够久远的高校，没有把试卷留存下来的习惯。这个要求就得让这些高校折腾个一遛够。干什么，让学生重新做出试卷上的试题来。如果没有过去的试卷，但还存有过去的试题，那么学生就得把这些试题重新做上一遍。如果连过去的试题都没有留下，那么教师就得重新出题，让学生重新做题。这种劳民伤财，耗费人力和时间的愚蠢行为，让整个学校都要为之痛苦很多日子。就怕评估组下来发现了纰漏，自己的学校过不了关。这就是一场最严重的造假过程。人人都怨声载道，但人人又都不得不去做这样的造假行为。因为如果过不了评估组的那一关，全校师生都会吃不了兜着走。

还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也不好解决，叫生师比。其要求是每个教师与学生在课程上的比例关系不能过大，即不能学生太多，而教师太少。如果这个指标达不到位，那也是不符合要求的。学校就耗尽脑汁，挖空心思来解决这个比例关系。可是多年来，学校为了降低办学成本，已经是大班排课，已经是减少课时，造成生师比已经是高得离谱了。这个生师比，再怎么费劲，一时半会也降不下来。于是就绞尽脑汁，把各类人员往这一门课上凑。实在没辙了，就在两年之内大量招聘新教师，以平衡和稀释这个所谓的生师比。

好了，新教师都进来了，接下来的问题就给自己找来新的麻烦。由于过于集中进校，年头档次拉不开，将来这些年轻教师的职称评定马上就集中起来，成了不太好解决的问题。而且，这两年一下子进来那么多新人，往后得有好几年也无法再进人了。因为学校的预算有限，而且也养不起那么多人。所以多年之后，生师比还是要不由分说地升上去，纯粹是瞎折腾，糊弄了上边，也麻烦了自己，折腾了半天，最后还是回到起点。

教育部提出降低生师比的愿望是好的，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嘛。可是你提要求了，下面的高校又不可能马上解决已经存在的问题，所以使出浑身解数来应付一时的评估或许还能蒙混过关，但其他配套的问题如人员引进，如工资总额等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所以还是无济于事。

在我们学校接受评估的那一年，查到我那儿，发现有一门选修课的试卷没有留存下来。于是系里的领导就很紧张，问我怎么办。我说，我能有什么办法。本来这些选修课，明摆着说，就是给学生送学分的。学生只要来听课，只要记笔记，考试又都是开卷，一般都能过去。这样的试卷留着有多大的意义？当然，或许严格的管理还是需要把这些试卷留下下来存档的。反正过去学校和系里都没有那样严格要求过。没有就是没有。系里说，能不能找学生把那些试卷中的试题再做一遍？我说不可能，也没必要。那么多年的试卷，还要找那么多学生来做，这怎么可能？如果评估组检查到我这儿，我就实话实说，没有就是没有。我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和后果。系里一听，没再说什么，但我估计系领导没说出来的潜台词是，你能负得了这个责吗？你凭什么能负起这个责任来？这是一定要坏大事的。不过，领导没把这话说出来。因为让学生造假重新写试卷，领导也不好特别坚持。那毕竟不是一件理直气壮的事情。

评估组进校后，学校好吃好喝好待承，白天检查工作，晚上还有学生的文艺演出丰富评估专家们的夜生活。所以评估组的专家们都很满意。最后，好像给我们学校十九个大类指标都是优，据说在此之前没有一个学校得到过全优。后来北大也是全优。我心里暗自好笑，哪有什么全优的？这评估组也是给撑糊涂了。当然这样的结果，学校领导是很满意的，觉得很给自己长了脸。我们系担心我的那一块，评估组根本没时间检查那么细，所以也算是蒙混过关了。

这一轮本科教学评估，最大的危害就是给学生留下一个极坏的影响，为了学校的所谓名誉，任何公开的造假都是允许的，都是应当的。这也就是说，为了一个所谓美好的结局，领导可以公开说谎，教师可以公开说谎，学生也需要公开说谎。这难道不是教育的最大罪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