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之后，大学里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当时就是这么叫的，后来改叫工农兵大学生了。工农兵大学生不是通过考试来招生的，是单位推荐的。像我们这种在单位不太受领导待见，属于猪不啃，狗不咬，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主儿，基本是没有希望通过这种渠道上大学的。领导推荐的依据是什么，我们也不了解，但后来通过他们推荐的人选，也能猜出个大概其。

我们厂是生产绝缘材料的，跟化工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厂里使用的原料主要是酚醛树脂和环氧树脂。所以被推荐的工农兵学员，有不少是上了北大化学系的。第一个上北大的是我们车间的一个刚出徒的青年工人，初中文化，六八届。基本就是读了一年初中一年级就赶上文化大革命了，所以他的文化程度可想而知。上了北大到底学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等他毕业回到单位，单位立马就给他任命了车间团支部书记的职务。这孩子其实原来挺老实的，属于蔫不出溜，老实巴交，只知道干活的那种人。这回当上了团支部书记，感觉劲头就不大一样了。原来不太吭声，现在也敢说话了。只是似乎没有经过什么训练，说话一般也说不到点儿上。有时问他在大学上过什么课，他总是支支唔唔，语焉不详。后来我想，可能是他不太愿意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他说上过什么课，再一追问相关课程的内容，他真是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他当了团支书，车间里的同辈也没少拿他开涮打镲。那会儿正放电影《艳阳天》，电影里的主角肖长春是张连文演的。电影里面有个插曲，叫《书记带咱向前走》，所以，他的同龄人中有的小伙子一看到他，就唱起了这支歌，弄得他哭笑不得。那支歌有这样几句歌词：燕山高又高，清泉水长流，群雁高飞头雁领，书记带咱向前走。……

后来还有一个上北大的，不是我们车间的，也是刚出徒不久的青年工人。他原来跟我住过一个宿舍，所以我跟他还算比较熟。在上北大前，他跟着一个师傅练过八卦掌，天天起早贪黑，很是辛苦。上北大后，他是不是还在练，我就不知道了。他有一次回厂，那会儿刚闹张铁生的风波。我问他你们在学校还考试吗，他只回答了两个字：“他敢？”得，有这两个字，我就知道这位兄台在大学里是什么状况了。

有一位青年女工，也是我们车间的，也是徒工出身。英语字母中的Q，她总是念不出来，一念就念成第四声的“秋”。我也是闲得发慌，帮她纠正，但无济于事。后来她去的天津大学读化工专业。等她毕业回厂，我已经离开厂里考上大学走了。所以她后来在厂里工作是什么情况，我也无从了解了。

我们厂还有一个工农兵学员，也是徒工出身。在厂里时，比较能来事，所以厂里领导比较看重他。他也是上的北大。回来后，原来在劳资科当科长，后来给他任命了一个厂党总支副书记的职务。自己一个人有个办公室，只是我不知道他分工管什么。反正经常看见他在办公室地区附近晃来晃去，似乎整天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

让我们奇怪的是，我们厂有那么一大帮中专毕业的青年学生，其中也有被领导看重的，怎么很少有被推荐上大学呢？被推荐走的几乎都是初中文化，而且他们其实都没有完整的初中学历。这有点让我百思不解。后来有个中专同学，大约是在1977年，内定被推荐去读工农兵学员，但他当时年纪比我还大，小三十的了，学校方面嫌他年纪大，拒收。这可真让人啼笑皆非。后来七七年恢复高考，这位老兄也没报考。听说后来当上了副厂长，还是工会主席，我没开清楚。但没几年，厂子就黄了。

还有一个中专同学，是个女生，算是完整地读过了工农兵学员的历程。她能被推荐，也是很有点意味的。她并不是领导特别重视的那种人，也不是很有能力的那种人，至于为什么推荐她，我们也是不了解领导的意图。可能就是因为，虽然她能力一般，但她从来不给厂里惹事，不像我们这帮哥们儿，看着厂里的领导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一百二十个不含糊，不可能让领导们待见。这位女生回来后，有一次跟我们聊天，说她们在学校时，跟老师说，文革前的大学生是五分加绵羊，我们学习没那么好，我们是二分加绵羊吧？老师说，你们哪儿是二分加绵羊，你们是二分加野狼。这个女生还有一个不幸。她上大学那天，她弟弟用自行车驼着行李送她，结果遭遇到车祸不幸遇难，实在让人唏嘘不已。

在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后，发现我们教研室也有工农兵学员担任教学工作。不过那时候，已经有人在让他们回炉了。所谓回炉，似乎是指钢没炼好，要回炉重炼的意思，所以这批工农兵学员最后都拿到了本科毕业证书。而没有经过这种回炉重炼过程的，可能只能拿个大专毕业证书。这批在学校的工农兵学员后来发展的结果也都不一样。有的读了研究生，在学术上还能做些事情，有的在管理岗位上走到了校级领导的位置。也有的只是在基层做后勤方面的管理工作，看上去差别还是不小的。其实，后来通过高考入学的大学生们的情况也有同样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