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有能力，有魄力，工作起来有声有色，能做不少事情。但是他可能脾气不太好，会训斥下级，或者精力过于旺盛，而在男女关系方面不太严谨。当然这种不严谨不是包小三之类那么放肆，只是有时有点暧昧。但绝不会贪污受贿。大节上没的说，小节上也算过得去，但也会引起一些议论。

另外也有一种人，小节上非常干净，几乎没有瑕疵。做人很谨慎，没有男女方面的事情，也没有贪污腐败方面的问题，但是在工作上没什么能力，做事谨小慎微，没有什么魄力，而且总是想用自己的道德上的纯洁来感化他人，并希望以此来获得他人的支持。这样的人，做普通的人，做普通的工作，没有问题。但是让他主政一方，做较大范围的决策，一定是做不好的。

要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人们可能更欢迎第一种人，而第二种人则往往会误事。但是，当人们在选择政治家来主政的时候，往往在对两个人都缺乏更具体的了解时，那么第二种人往往会上位。因为人们会觉得这样的人不会有私心，不会去贪腐，所以觉得他让人放心。但是由于其能力有限，所以在主政时往往会由于眼界狭小，由于能力不足，所以会误大事，最终会带来更大的损失。

所以，对于政治家的选择，不同于对道德模范的选择。当然，对于政治家来说，道德上的约束也是必要的，无德无行者自然会坏大事，但是只有德行而无能力魄力，那离政治家应该做的事更是渐行渐远。

可是对于德行的了解和考察，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有的人的德行是摆在明面上的，一般众人都能有所了解。但有的人的德行在明面上是看不出来的。表面上看，他的德行不错，但在实际上，到底是个什么样，人们并不了解。所以，为什么要让官员公开财产，这是了解他的德行的一个重要方面。至于脾气秉性，如果不是特别地暴躁，一般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而暴躁的脾气，往往是人们惯出来的，并不都是天生的。

过去，我们说选拔人才，都要说德才兼备。到了八十年代，就开始说要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结果在操作中把人的德行这一栏给删除了。或许那个时候，由于旧的体制的关系，很多基层的人才被压着，出不来，所以可能需要这样的特殊方式。那时总拿曹操说事，说曹操用人，不拘一格，鸡鸣狗盗之徒都敢用。结果我们在选拔人才时，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干脆不考虑被选拔者的德行，结果非常严重。一大批在德行上都不是个东西，只因有点歪才就被选拔上什么第三梯队之类。后来的贪腐分子中，有相当多的一批就出自这个行列。

有些官员为了提升，拼命跑官买官。而负责干部提拔的领导也乐于从中渔利。这就造成成极坏的风气。在这样的环境里，那些既无才能，又无德行的官员就很容易进行上层的领导岗位，这跟清朝后期的捐官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刘宝瑞的相声《知县见巡抚》中的那位知县钱如命就是花钱捐来的官。这样的潜规则是最误事的。

文革中，林彪的一个老部下，是某总部领导。因为男女作风上问题不上，总部机关给他贴了不少大字报。但由于林彪要保他，要用他，就提出一个理论，说看一个干部是不是好干部，不能只看小节，要看大节。小节上可能有问题，但如果在大节是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即站在林彪一边）的，就是好干部。就这样，这位毛病不少的干部就给保下来了。可是这种做法，肯定让群众不服气。当时林彪也就是仗着副统帅的名义能这样硬干，最后这位干部还是倒了台。所以说，小节不是不重要，在关键时刻，小节也是能决定大局的。

至于只有德行而无能力者，马英九算是一个。马英九当年上台，总以为是他的德行比陈水扁好了许多，于是就感动了老百姓。其实真不是那么回事。只是陈水扁贪腐太甚，且没有为老百姓干什么好事，老百姓这才把他撵下了台。当年马英九上台，台湾老百姓对他是寄予厚望的。但这厮上台后，做事很奇怪。要做全民总统，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含混不清的。他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只知道顺从美国的意志。不统不独不武，给两岸关系不说是浇了盆冰水不，也是一盆凉水。虽然搞了三通，但在两岸关系，始终是小脚老太太的步伐，而且后来基本停步不前。一个货贸协议，因为畏惧民进党，一直就不能执行。这样的领导人，该干的事不会干，不敢干。总想当老好人，总想让那些不赞成他的人也说他好，这怎么能做成事情？你要想做事，就别想着让所有的人都说你好。你只做你该做的，那别人是不是说你好有什么用处？马英九不是个政治家，实在只能是个庸人。说更狠点的话，他就是被他的洁癖给害了。做事的人，顶风冒雨，身上哪有不沾灰的？问题是，做大事，敢做事的人未必一定就会弄得浑身跟土猴似的。但马英九为了不沾一点土，宁可不做事。这样的人，肯定是误国误民的。

当然，马英九的洁癖并不能说都是一无是处。毕竟，作为政治人物，洁身自好还是很必要的。马英九就是做得有点过了。过了，不是不应该洁身自好，过了是为了洁身自好而不敢做事。现在看来，他真是没有这个能耐。没这个金刚钻，偏要揽那个磁器活。这就是马英九的悲剧。

我们现在选拔干部，在德才兼备的标准上，恐怕更应该先强调德的重要。光有德，没有才当然不行。但是如果才能相当，或者才能只是略逊一畴，那么德的地位还是要放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