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既是全国各地大中学生大串联开始的日子，也是北京红卫兵把所谓造反意识开始向全国播洒的日子，而且也是那个所谓宣扬反对血统论的对联四处散毒的日子。两拨人辩论，如果一拨人觉得对方观点有问题，就会有人立马责问对方，你是什么出身？奇怪的是，当时的人们，几乎都非常诚实地回答这个问题。出身没问题的，自不必说，出身不太好的，用农村人的话说，就是成分高的人，也没有人敢编假话，说自己出身不是剥削阶级家庭。

对此，我曾经有点奇怪，也很不解。明明知道自己家庭出身不好，可是在别人质问自己的时候，还是会老老实实地回答出来。而且也明明知道后果是什么，肯定没有好的后果，不是质问就是责骂，甚至完全可能受到拳脚的攻击。但是那时候的人们就是这样。或许有些人比较灵活，明知会吃眼前亏而去实话实说。但更多的人就是这样，知道会吃亏，也心里犯嘀咕，甚至有点害怕，但还是会如实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这是为什么？我不知道。或许那时的人们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实在太傻了。反正在外边，也没人认识你，也没人知道你的底细，你别说否认你的剥削阶级家庭的出身了，你就是硬说你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有谁会揭穿你？几乎是不可能有人会这样做，因为没人认识你。再说胆大点的，你说你老子是高干，可能反而会让那些质问你的人胆怯，不敢再对你横眉立目，或者还要对你阿谀奉承之类，都是可能的。可是真的敢这样做的人几乎很少。于是人们都是老老实实地回答这样一个已经知道会让自己难堪的问题。

或许用天真二字更确切一些。那时的人们都很天真，别说是大中学生了，就是成年人，也是有很多人很天真的。如果我们看看当时那些人们的照片，看他们脸上的表情，一般都会看出他们没有什么太深的城府，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心机。他们从来就不认为人们应该说谎，人们应该有意隐瞒，人们应该欺骗他人。虽然做这样的事会让他们得到一些小便宜，吃不了大亏，可是他们从内心深处觉得这样做会让他们更不安心。而且一旦被人揭穿，他们会感到无地自容。同时，他们也会真心实意地相信文革就是为了反修防修，就是要揪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为了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当然，也会有人有不同的想法，但是这样的人当时并不多，而且他们也不可能把自己的想法在公众面前说出来。所以在人们看来，大多数人依然是很天真的。

这那个年代里，藏有心机的人，也是有的。想利用文革这个少有的机会来改变自己命运的人也是有的。但其中绝大多数都没有能够如愿。因为根本没人知道这场文革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天真的人固然也会吃亏，也会受罪，但是那些有心机的人则霉倒得更大，更彻底。

天真是人们成长过程中不可绕开的阶段。谁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成熟起来，就老练起来，就油条起来。人们总会有天真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有人会被别人欺骗，有人会被别人蒙蔽，有人会被世事困扰，有人会跌很多跟头。经过这一系列不太让人愉快的过程，人们走出了天真，成熟了起来。成熟后的人们，有人自以为已经看破红尘，有人自以为吃透了人生的真谛。有人开始玩世不恭，也有人开始疯狂地堕落。

似乎看上去，天真让人愚昧，成熟却会让人迷惘。所以到底应该怎样，实在无所适从。其实，问题也没有这么复杂。从天真中走出来，并不一定就要自以为看破红尘，而是从天真的经历中认真思考，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不是所有从天真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将来一定会玩世不恭。

天真是容易受骗，但天真并不必须被骗。有时候是因为大家都有点天真，所以做事就像不太思考后果的孩子，横冲直撞，闯出不少祸端。而一旦明白了之后，成熟了之后，原来那些生活在天真状态的人们会觉醒过来，会认真反省自己在天真时所做过的糊涂事或者莽撞事。天真会让人们犯错，但天真本身又不是错。这真是一个奇怪的逻辑。

现在的人们生活在繁杂的生活中，很多人又很向往返朴归真，但真正想要回到那种状态，其实又谈何容易。走过来的路，想要退回去是很不容易的，基本就是不可能的。人们在当下的生活中，能够少用一点心机，能够多让自己放松一点，或者宁可装傻充愣，装聋作哑，看见那些原来让你糟心的事，自己会感觉什么都跟没听见，没看见，不必说一样，就已经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