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所上的主课中有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时的课时相当地多，每周六学时，要上两个学期，这样算下来，至少要240学时。每周上两次课，每次上三节课。那时候，我并不是个用功的学生，加上老师讲课枯燥无味，根本就听不进去。为此，还闹过一次小范围的罢课。所以我学习这门课的效果极差。考试成绩勉强得个良。第二个学期还是学生争取弄个开卷考试。如果闭卷，那估计成绩会更差。这一年下来，我得到了什么？现在也不好说。说是有点印象并不为过，说有多深的印象绝对说不上。后来有一年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算是专业基础课，结果连50分都没能拿到，说是铩羽而归一点都不过分。

当我自己当了老师，开始给学生讲这门课时，是学生的公共课，课时自然比我们当年要少，那要算下来，也有七十多学时。那时也是大班课，但也不过百十来人，不像后来都是二三百人。那时要求讲课要系统化，所以老师认为的主要内容一个都不能少。讲得这么多，这么详细，学生到底得到了多少？没人知道。想想我自己当年上了240学时的课，考试成绩尚且如此，很难说作为公共课的讲授，效果能是什么样，就可想而知。可是为什么要系统化？什么才叫做系统化？其实也没人能弄得清楚。反正当时认为，只要讲得多，讲得细，自然就会系统化了。

事实证明，讲得很多，学生能吸纳进来的其实不多。很多时间是白白糟蹋了，没有必要。当年我们在大学时一连上三个学时的课，那最后一节课还能听得进去吗？我自己猜测，过去那种所谓多课时系统性的教学，估计都是跟苏联学的。后来上面要求减少学时，当时很多老师都不乐意。那时候，我们这些讲公共课的，收入就是靠多讲课，挣点子课时费。课时压缩了，讲课时间少了，课时费自然也就少了。从利益出发，没有老师喜欢减少课时。

可是上面下来的压缩课时的要求是硬任务，教务处也特别喜欢压缩我们的课时。于是在大家心不甘、情不愿的情况下，课时给压缩到五十多学时，后来又压缩到四十多学时。结果发现，至少是我自己发现，压缩课时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反正按照原来所谓系统化的讲法，是根本讲不完的。于是索性按照自己的兴趣，讲那些自己觉得有意义有意思的专题。把这些内容讲得深一点，有趣一点，讲起来自己有心情，学生听起来也不会感到枯燥。后来，其他学校的老师在开会时还会抱怨课时太少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反正课时少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了。再抱怨也没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倒不是顺势而为，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现在看来，当年教学要求所谓系统化的讲法，实际上是比较愚蠢的。试想，如果所有的学科课程都要求系统化，那么现有的课程得让学生们上十年大学都不止。那这个大学读起来还有什么意义？更不用说，有很多东西，讲过之后，就会迅速过时和贬值，那就更没有什么意义了。而且从讲课的效率上看，课时越长，效率越低。如果一次连排两个课时的课，学生还能容忍。如果排三个课时连讲，别说学生了，连我都无法容忍。学生听得筋疲力尽，我再在讲台上唾沫星子横飞，能有什么用？所以在第三节课，要么请同学提问题，要么给学生放点政论片子，如《居安思危》之类。

大学讲课，现在看来，最不需要的就是所谓系统性。这种要求完全是从教师自身的角度来看问题，对于学生基本就是毫无意义。大学里的课，其实最根本的就是激发学生提出问题的兴趣。教师所提的问题，既要看上去不那么深奥，但又不会让学生简单地回答“对”或“错”，是需要他们动脑子来想的，而且最后老师给出的回答一定要给学生更多的启发与深思。同时，老师也必须要告诉学生，所有的问题都不会有唯一的标准答案。即使是一道计算题，也肯定有不止一个算法和思路。

我们这门课，要求所有的学生都有兴趣听，那不现实。但如果那些有兴趣听的学生，能在课堂上得到他们感兴趣的东西，那老师的课就算没有白讲。那些只是因为担心老师点名而来上课的学生，即使他们只是像风吹过一样，有些内容顺便刮进他们的耳朵里，那也是有用的。至少他知道老师讲过什么样的内容，至少知道老师是怎么讲的。甭管多好的课，要求学生把老师讲的都一字不落地记在心里，那绝对是无意义的奢望。

我当学生的时候，和刚当老师的时候，当老师的总是希望把自己知道的东西一览无余地都告诉学生。心情是好的，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拼命去做那些做不到的事，完全没有必要。大学里听课，如果有那么一句半句地能让学生有所感悟，那就算要念弥陀佛了。你还能指望别的更多的东西吗？你的奢望也太大了。学生能觉得你讲得还不俗，觉得你还很敬业，那你就得烧高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