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青年报》的“青年话题”栏目，有一篇文章，题为“请不要逼我‘成功’”。文中写道： “‘我给母校丢了脸、抹了黑，我是反面教材’——因卖猪肉而出名的北大毕业生陆步轩，最近在北大讲台上哽咽着说出这句话。这位当年的‘北大才子’，因为卖猪肉而一鸣惊人，当过公务员也出过书，却依然觉得自己实在是‘混得不好’。而武汉的大学生呼维彬自大二起，每天给学生寝室送桶装水，公司净赚逾百万，他也从受人白眼到受人青眼。尽管学业亮‘红灯’，无法按时毕业，呼维彬说他觉得值。”

中国文化中的传统观念，是把人的行业分成等级的，杀猪卖肉那是上不了高等级的。而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又是在北大这样的名校中受教育的，却干起了杀猪的买卖，按传统的观念，也是让很多人会对他产生怜悯的。

其实，这个事有那么严重吗？世上五行八作，干什么的没有？凭什么说大学毕业做某一种行就是适当的，而做另外一种行业就是不适当的？现在，人们划分职业的高下，自有社会声誉的成分，也有收入高低的原因。一般说来，收入高的，其职业声誉也就高一些，收入低的，其职业声誉也就低一下。但是现在已经有点不一样了。像这篇文章所提到的呼维彬，送桶装水一趟能挣多少钱，看上去收入不高，架不住积少成多，收入已逾百万。固然仍然会有人不认为这个行当的职业声誉有多高，但是它的收入已经远超过人们的想象了。

其实，陆步轩卖猪肉，收入也并不差。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连他自己也不认为自己干这个行当是值得骄傲的。这种观念可能几千年来都一直存在着。这种存在性并不意味着它的合理性。一个人做什么行业，或者做怎样的职业选择，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陆先生去卖猪肉，一开始估计也非他所愿。但是他要生存，他还想生存的质量要高一点，那么在客观上没有允许他做他喜欢做的其他职业情况下，选择卖猪肉也是一种合理的选择。而且他卖猪肉卖得也还不错，要不然，也不会因此而出名。这种工作之所以被某些人所鄙视，无非干这个活比较脏，也比较累，劳动强度大，等等。要再想找出什么更多的贬义词，似乎也没有多少了。再要找，那就是社会地位低，不被人看得起，但这主要是某种主观评价，与其职业自身的属性没有什么关联。而主观评价从来就不是确定的和唯一的，完全可以置之不理。当然，陆先生愿意在意这一点，别人也无法改变。而呼维彬就不在意这一点，这让他轻松了很多。

记得在大学学英语时，看过这么一个段子。英国有一个清洁工，收入不算少，但是他总是觉得这个工作不体面，不好意思对自己的妻子说起自己的工作。后来，他千方百计找到一份坐办公室的白领工作。但这份工作的收入只及做清洁工的一半。虽然工资少了，可是他心里去踏实多了，因为这份工作要体面得多。我们很难评价这位先生所选择的改变是对是错，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做出自己的选择，别人再怎么评论和评价，也只是某种茶余饭后，对当事人起不了什么作用。不过，因为所谓体面的问题就宁可选择收入低的工作，不知道这种所谓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的选择如何理解。在这方面，美国似乎比英国要好一点。至少美国没有欧洲曾经有过的那种贵族等级的观念，但也不过是好一点而已。

当年，刘少奇握着掏粪工人时传祥的手说：“你做清洁工是为人民服务，我做国家主席也是为人民服务。”也许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种说法多少有点那个。不过，公平的说，这种说法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到了今天，至少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当年那种掏粪工的工种基本已经不存在了。现在还有一些清洁车辆到一些郊区的化粪池用一根大粗管子把池中的粪便抽到车上，从劳动强度与肮脏的程度已经与时传祥当年不能同日而语了。二三十年前，北京的清洁工，一到晚上都到市区各垃圾堆放站，抡起大板锹搓垃圾。王朔在一篇小说中写到这种情景，说他们就像一群为非作歹的日本鬼子。因为他们头上带着防护尘灰的遮挡帽，与当年日本鬼子戴的战斗帽十分相似。而现在，这种现象也已经看不到了。

我们其实只要把心理放得更平和、更宽松一些，那么对于人们选择的各种职业就都会采取更加尊重的态度。我们没有任何资格鄙视任何职业，无论是从事什么职业的劳动者，他们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在为社会做出贡献，也在为自己的生存而辛勤工作。这都是堂堂正正的职业。我有时也胡思乱想，想到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家长们不再逼着自己的孩子一定要考到什么样的分数，一定要考上什么样的学校，这就意味着我们对职业上的歧视态度不复存在了，那么我们自然也就不会对自己的孩子选择什么职业，特别是被传统认为不体面的职业而焦虑不安了，那么，我们大家全都轻松下来了。

哥萨克在柏林（这应该是指进攻到柏林城内）

Казаки в Берлине.m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