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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能买到良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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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中国青年报》的《冰点特稿》栏目，有一篇长文，题目是《钱不该买什么》。既不是钱不能买什么，也不是钱买不到什么，而是钱不该买什么，这的确是让人费琢磨的问题。文中讲了这样一些事情：协和医院，票贩子手里的专家号卖几百元，而医院公开的所谓“特需挂号”，直接就要求患者花三百元，就能点名请张主任、李教授来看病。
从票贩子手里买号，是用金钱来换取排队的时间，挂专家特需号，是用金钱购买更优质的服务。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吗？看上去，票贩子卖高价的号，显然是不对的，所以政府要打击票贩子，虽然这种打击并不总是很有力。而医院自己直接给专家号给出价格，似乎就是合理的。人家是主任医师，是教授级的，人家的服务质量要比一般的医师要高，比副主任医师也要高，那么多出点钱难道不是体现了多劳多得的原则吗？但是从本质上看，从票贩子手里买号，跟从医院里出高价挂号，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吗？
说实话，从票贩子手里高价买号，虽然不合法，但合乎情理。的确人家是花时间排队拿到的号，你没有排队，而你又想早点看病，那你多花些钱，有什么不合理？如果要求公平，人家多早来排队，你也应该一样早点过来排队。你来不了那么早，那你就看不上病，这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医生少，病人多，这个矛盾根本就没有什么好办法来解决。
可是那个高价的特需号就不一样了，那是明显地把医疗服务市场化的做法。这种做法根本就没有对病人一视同仁，而是绝对优待有钱人。这里的不公平远远超过票贩子所带来的不公平。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在医生眼里，所有的病人都应该是一样的，没有富贵贫贱之分才对。但是，这种所谓高价特需号则恰恰公开地宣称这种嫌贫爱富是合理的，正当的。如果说，医生的服务质量有高有低，那这个报酬上的差别不能让病人个人担负，而是从医院的总收入中去进行合理的分配。现在这种特需号的出现，是公平的社会所绝对不能接受的。
文中提到《钱不应该买什么？》的作者桑德尔在演讲中碰到这样一个情况， 这一次，他对着挤满整整一间阶梯教室的清华大学的学生们问道：“假如发生了雪灾，每个人都需要雪橇铲雪，商店能不能加价把雪橇卖出去？”
和热闹的哈佛讲堂不同的是，底下的学生大多选择沉默。桑德尔竭力地寻找台下有回应的目光，却屡屡失望。台下的学生只是默默地举手投票，90%的人支持加价。
一个反对加价的女生站起身，紧张而飞快地答道：“我觉得这不公平，这是在帮助富人，伤害穷人。”
“假设你是店主，现在只要加价你就可以赚更多的钱，你会怎么做？”桑德尔追问她。
女生稍稍犹豫了一下，“我会加价。”
“如果卖的不是雪橇而是饮用水，你也会加价吗？”桑德尔问。
“我会的。”女生迟疑地回答，“因为这可以平衡供求关系……”
桑德尔无奈地咧嘴笑着说：“可就在这个讲座上，你刚刚还说过你不同意加价，你认为这是不公平的。”
女生似乎被问住了，结结巴巴地说：“这不公平……但这很难说……”
一个男生站起来接着说：“我认为这不公平，但是可以接受。”
“这真太有趣了。当我在加拿大、德国和瑞士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绝大部分的人都反对加价，他们觉得这既不公平也不可接受。”桑德尔看着台下沉默的学生，笑了起来，“现在我明白了，看样子，中国真是无可否认的‘市场经济’。”
面对桑德尔的这个带笑的评价，我真是觉得无地自容。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市场经济的观念，这完全是拜金主义的观念。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如果在饥荒的时期，有粮商胆敢囤积居奇，抬高粮价，那是要判死刑的。
过去，我们在讲到资本主义的时候，总是说那是一个拜金主义的社会，什么都可以用金钱买到。其实，在二战后的一段时期内，在发达国家，这种现象曾经有过某种转变。比如，桑德尔说，在他们小的时候，上游乐园都是要排队的，你多花钱也没用，也是要排队的。他们小的时候，如果因为学习成绩后，家长或者学校用钱来奖励，在他们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但是现在已经不同了。游乐园的门口有这样的招牌：只需149美元，就可以直接插队排前面，马上享受每个项目的乐趣！
可是我们的青年大学生，甚至是清华学生这样的精英，居然把拜金主义视为理所当然。先不说别的，那间教室里90%的青年还有良知吗？没有良知的精英是不是比没有良知的文盲更加可怕？而文盲中没有良知的人肯定到不了90%这样高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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