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整理采访老先生的记录，他提出一个问题，现在我们的很多大学，原来都是偏重工科的，现在都在往综合性大学的路子上走。他觉得这是个问题。特别是，现在对老师的考核，也都偏重论文，而不重视工程。

就我所知，国内最早统计在国外期刊发论文最多的学校是南京大学，反正不是北大，也不是清华。但从那以后，各个学校都把论文作为科研水平的重要指标。论文当然很重要，但是这个论文应该是经过较为严格和较为长期的实验所积累的数据之后，并且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真正得到某种突破性的结论，这样的论文才有意义。但是，现在为了论文而论文，的确是一个不小的问题。

老先生说，过去，一个设计专业教研室，就有一百多个教师，一个空气动力学教研室，也有一百多个教师，而现在，整个学院（即原来的系）的教员也才一百多人，跟过去一个教研室的人数差不多。这个问题其实也需要分析，过去那么大的一个教研室，肯定是课时很多，当时一般都是根据苏联的教学大纲来编制我们的教学大纲。当时学制也长，一般是五年制，最后一年在企业实习。现在学制一共四年，实习的时间被大大缩短了，而且教学大纲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课时都被大幅度地压缩了。而且，当时也是小班上课，而每个小班的课时都不少，所以也的确需要大量的教师。现在情况不同了，再要搞那么大的教研室，恐怕也不现实。

过去我们在跟苏联学的时候，我们对于高等教育的了解是很少的。经过几十年的历程，我们也多少有了一些经验。但是，我们现在又开始跟美国和西方学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学习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但不否认，也有盲从的一面。而且，跟美国和西方学，往往学的还是表面和皮毛。人们看到美国的学制不长，而且通识教育比较普遍，真正专科类工程大学并不太多，但不是没有。据说加州理工学院也是一心一意做工程，并不要做什么综合性大学。

其实，一个大学要做什么，既跟社会需要有关，也跟其传统有关。对于工程应用，社会仍然是需要的，那么多大学不做工程，或者不那么专心做工程了，这对社会的需要是不能满足的。相反，所谓综合性大学的数量增多了，并不一定都是好事，如果大家都做一样的事，而且是在低水平上的重复与扩展，那么这样的事到底有多少意义，是值得思考的。比如，清华现在似乎是一门心思要做综合性大学了。但是院系调整60年来，清华的文史哲已经远非当年了。现在恢复的文史哲类专业，其实并不如北大、中山、武大那样着重于基础性研究，而是多为应用性的技能。清华以为，只要肯砸钱，就能做出最好的专业来。他们花重金挖了不少人过去，可是虽然有所改变，但似乎起色不太大，而且这些同类专业的人集中在清华，并不能形成有效的团队，似乎都是各自为战，相当松散。

当然，也许清华有自己的思考，若干年后，他们会走出一条新的路子来，也未可知。但是，清华的工程专业似乎不应被忽视，如果花上相当的精力去做工程，其成就不会比做综合性大学小。再有，工程与基础研究二者并不矛盾。而且，并不是说做基础研究就是水平高，做工程的水平就要低一些。二者是不同的领域，没有太多相近的可比性。

从某个角度来说，做工程做的多了，时间长了，积累厚实了，也照样可以做基础性研究，但是这是顺其自然的，不是强制人为的。在做工程的过程中，有些问题必然会涉及到基础理论，如果说，某个方面的基础理论问题得不到解决，工程上就难以取得进展，在这种情况下，基础研究就是必然的，而且也是有较强的针对性的。基础研究也是分多种多样的。有的直接从基础入手，只问理论的进展，不问工程的应用。待成果出来了，再有人考虑工程应用的问题。而有的基础研究，是在工程中发现问题的。从应用挖掘到理论，理论不突破，工程应用就不能进展。这种基础研究也是必要的。

做工程应用的大学，到底要搞多少个专业？这也是要分具体情况的。有的院校，可以只集中一个单一的领域，有的院校，也可以同时搞起若干个相近的领域，这也是要根据社会需要与学校传统。工程应用与基础研究，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而且对于正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工程性大学绝对是不能缺少的。我们很多有着优良传统的工程性大学，现在似乎都不满足于做工程性大学，都要做国内一流，世界知名。这本身就有点问题。有雄心壮志当然好，但是都是一流，就没有一流。而且这个一流的称谓也是很模糊的。窃以为，如果要提什么目标的话，你要做一个大学，尽管是工程性大学，那你就要做一个在本领域里达到一流的大学。国内一流，世界知名这种概念实在太宽泛了，大家都在说，实际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如果你这所工程性大学，首先在国内达到本领域的一流，再争取达到世界上本领域的一流，那你就是成功的大学。根本没必要争那么一个空洞的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名号，实在太没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