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三的《中华读书报》，今天在网上才能看到。其中第五版刊登了李希凡驳《“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揭秘》（以下简称《揭秘》），提到当年他与蓝翎在《文史哲》发表批评俞平伯的文章一事。《揭秘》一文是说当年毛主席看了李蓝二人的文章，对于不理会他们文章的《文艺报》提出了批评。后来就导致对俞平伯的更严厉的批判。我们不能否认，后来对俞老先生的批判的确有不当之处，但是毛主席当年主要批评的是《文艺报》，因为《文艺报》对于敢于批评权威和大人物的文章不予理会，是不对的。当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既然在学术上人人都是平等的，那么毛也有在学术上批评俞的自由，正如李、蓝二人也有批评俞的自由一样。

李希凡的这篇文章主要是澄清当年《文艺报》有没有不理会他们的文章这个事实，《揭秘》认为没有这个事实，而李认为这个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在这里讨论李的文章的细节。只是让人想到很多其他的问题。

对于当年这段公案，今天普遍的共识是认为毛的做法有点过火。这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异议。但是如果究其具体的细节，似乎问题就没有那么简单。正如李在文章中说，1954年《文艺报》的人坚称没看到我的信，并不能因此蛮不讲理地否定我写过“探询信”，更无法否认《文艺报》存在“不可以批评俞平伯”的立场问题！1979年我曾反问《文艺报》那四位耿耿于怀的同志：你们《文艺报》敢说对所有人的投稿和信件都有问必答的“回信”吗？他们无言以对。李在文章中还说，毛主席感到不满甚至气愤的是学术界、文艺界领导迷信“名人、老人”、不注意扶植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倾向；是“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曾经表现了容忍麻痹的态度”。从他亲自修改的《质问〈文艺报〉编者》和对冯雪峰检查的批语中，可看得十分清楚。

今天我们的不少媒体对胡适说了不少好话，我不否认这里有些的确是事实，有些意见也是有道理的，但也不能说，胡适就没有资产阶级的唯心论的思想。从学术角度上说，这都是应该可以批评的。当然，在当年的政治环境中，这样的批判确实存在着不当之处，但并不能就把当年的做法不分青红皂白，一律都予以推翻，这恐怕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另外，今天我们的有些媒体，是不是还在重犯当年《文艺报》迷信名人的做法呢？我们有些媒体，对于国外资产阶级的观点趋之若鹜，而对国内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章，对这些资产阶级观点的批评文章则普遍封杀，这样的情况在今天并不罕见。1999年，我在北大参加一个研讨会，主要是一些非主流的经济学家批判当时甚嚣尘上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他们当时就说，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在我们这些媒体上畅通无阻，而持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新自由主义理论进行批评的，根本就找不到发表的刊物。这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难道是一件正常的事吗？既然新自由主义的拥趸们坚持认为新自由主义理论是科学的理论，那么为什么要惧怕学术批评呢？为什么那么惧怕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呢？直到2001年，中央领导同志明确表态要批判新自由主义理论，当时也只有《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批判文章，而其他媒体似乎都还按兵不动。看来有些人，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耿耿于怀，而对资产阶级的理论流派盲目崇拜。

当年，电影《武训传》也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今天这部电影得以重见天日，以DVD的形式发行。我们在文革中是看过这部电影的。当时是作为被批判的毒草来看的。当时看完后，我不知道别的学校是什么情况，反正我们没有组织什么批判。武训本来也是个本分的农民，想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养家糊口，他也有自己的意中人，梦想建立自己的幸福家庭。但是，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榨让他的梦想彻底破灭，他沦为了乞丐。但是他做乞丐，更多是要为乡里的孩子们办义学，让穷孩子们都能去念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武训的初衷是应该肯定的。记得电影里有这样的台词：揪线头，缠线蛋，办个义学不费难。当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要旨是说武训企图在不推翻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改变穷孩子的命运，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客观地说，这种批评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如果把对某些思想的批判扩大到对文艺界，对文艺工作者不切实际的上纲上线，显然是错误的。

顺便说一句，武训是山东人，后来有人为了与电影《武训传》唱对台戏，就挖出一个山东的宋景诗，是从黑旗起义起家，后来加入捻军的。这些人把宋景诗作为农民起义的代表，走的是与武训完全不同的道路，后来还专门拍了一部电影，就叫《黑旗宋景诗》，是崔巍演的。

所以，今天在进行文艺批评的时候，一定不能重走当年极“左”的道路，盲目上纲上线，把学术问题政治化。这种做法只能彻底破坏正常而健康的文艺批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现在的文艺界，似乎已经没有正常的文艺批评了。对于任何一个作品，所有的评论家都在说好，而且只能说好，不能说不好。你要说了作品存在什么样的缺点，那创作者就跟你把他们家的孩子扔井里似的跟你急，恨不得要跟你玩命。没有文艺批评的文艺界，不可能是一个健康的文艺界，而只能是一个病态的文艺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