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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总是要死人的,而为了发动战争而让成千上万的人去死,似乎是极不人道的。或者说,如果为了人的生存权,就不应该发起战争。在历史上,反对战争的观点一直都存在,而且在进入20世纪以后,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反战的意识相当普遍。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权的观念在世界范围内也有广泛的传播。这样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战争是不人道的,是违反人权的。战争是应该被消灭的。
这种说法很能得到人们的赞同,可是迄今为止,战争一天都没有停过,至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局部战争每天都有。这是为什么呢?这些战争每时每刻都在夺取人们的生命,按照人权论者看来,是极不人道的。早就应该被消灭了。可是战争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总是以不同的形式在产生、在延续。
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反过来说也一样,政治也是战争的延续。至少在目前这样的世界里,有政治就会有战争。既然政治在目前不可能被消灭,那么战争看来也不可能被消灭。
战争并不是阶级社会产生之后才出现的。在原始部落时期,战争就已经存在了,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战争也是经常发生的。这种战争的目的无非是争夺食物、水源、土地和女人。当然,这是在父系社会时代。从那时起,直到今天,人们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和平时期主要使用政治手段,在政治手段无法达到目的的时候,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战争无疑造成无数生命的损失,但是战争也给人类带来其他手段所无法带来的进步。孙子兵法最典型地反映出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智慧。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人类的进化来说,战争甚至是不可避免的。绝对地反对战争是没有意义的。
记得前几年,国内某领导人引用过古人的一句话:“宁失千军,不失寸土”。如果要让那些人道至上的人听了,这句话恐怕是最大的不人道了。噢,那千军不是人呀?为了寸土,而牺牲千军,这哪里还有人权哪?实际上,话不是这样说的,那寸土,并不单纯是一寸领土,那是国家的组成部分,那是一国百姓赖以生存的空间,而且那也是世世代代国人生存的空间,所以那千军的牺牲,与那世世代代国民的生存相比,这点牺牲还是值得的。再有,你今天对这一寸土地不在乎,无所谓,那明天别人就会侵蚀你更多的土地,你是在乎,还是继续不在乎?如果继续地不在乎,那么你的国土就很快会被他人蚕食光的,你的国民还有生存的空间吗?
有人甚至也提出过,当外敌入侵时,不要抵抗,因为那会牺牲很多人的生命,是不人道的,是违反人权的。在这种人的观念中,似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都不及个人的生命重要。这种观点似乎是把人的生命看得至高无上,但是,一旦国家主权丧失,领土被大量侵占,你的国民的尊严和生命也就会被占领者任意践踏,那将会有多少人的生命被无辜伤害?在这种种情况下,那些强调人道与人权的君子们如何面对这样的惨状?在东北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时候,那里的人民成了亡国奴。多少人的生命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占领与统治下被残害了。当年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汪伪政权如果为他们的投敌辩解呢?
在这种情况下,惟有正义的战争,惟有军事的抵抗才能将受苦受难的同胞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在这种正义的军事抗争中,惟有一部分人做出牺牲,整个民族才能免于最惨烈的灾难。反抗外敌的侵略如此,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也同样如此。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多少抵抗民族不是喊出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首著名的匈牙利诗人裴多斐的诗句,不也展示出自由比生命更可贵的思想吗?
我们需要人道主义,我们也需要维护人权,但是这种观念和做法都有其相对性,都没有理由将其绝对化。绝对的结果就是必然走向自身的反面。
马克思在批评西斯蒙第关于福利至上的观点时说:“如果象李嘉图的感伤主义的反对者们那样,断言生产本身不是目的本身,那就是忘记了,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如果象西斯蒙第那样,把个人的福利同这个目的对立起来,那就是主张,为了保证个人的福利,全人类的发展应该受到阻碍,因而,举例来说,就不能进行任何战争,因为战争无论如何会造成个人的死亡。这种议论,就是不理解:‘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旧版,第26卷(1),第124—125页)
即使高喊人权和人道的西方资产阶级,在发动战争的时候是丝毫不顾及生命损失的。虽然美国一直想打零伤亡的战争,但那不过是它的一厢情愿,或者是有意欺骗。而且,它希望的零伤亡,只是指美国的军人,而对于其他国家的人民,他们的生命损失会有多大,是美国人打仗的时候从来不会顾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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