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采访过一位老师，是五十年代入学北航的学生。这位老师在做学生的时候，成绩非常好。虽然家境贫寒，但她非常努力。临近毕业时，系里的领导请她考虑是否留校。这位老师欣然接受。

那时正是1958年，学校要在大跃进的时代做几个型号，而且是由学生来做来参与。说是由学生来做，主要是让学生参与，领头的不可能是学生，主要还是由教师来指导和主持。学生毕竟刚毕业，有的还没有毕业，基本的设计，制作工艺，学生都根本还不熟悉。能参与制造过程就不错了。这位老师参与了北京五号无人机的研制工作。但是具体说起来，她并不是参与具体的工程技术过程，而是负责各个部门的协调和统筹方面的工作。

这类工作，说好听点，是系统抓总，说不好听点，就是打杂跑腿。当时那个年代，都是党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应该认真去做。这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而且那个时候的青年人也不会讨价还价，那们做是不对的，是令人羞耻的。

我们这位老师就开始做起了北京五号无人机的研发工作。工作琐事很多，很繁忙，而且要到空军的不同机场进行试飞。最冷的时候，他们进驻唐山机场。天寒地冻，他们晚上睡觉只能睡在帐篷里。下面铺上棉褥子，上面盖一床棉被。就这样还是冷得不行。睡觉也不能脱掉棉衣棉裤。后来有关领导说，这样不行。你们有些女同志，这样睡觉是要被冻坏的，将来年纪大的时候都会落下毛病。后来，他们的住宿条件略微得到改善，但仍然是非常艰苦的。

这位老师说。她们做学生的时候，每个月的粮食定量是三十斤。但毕业留校工作，粮食定量就不能按照学生的标准了，要按照职工的标准。而根据当时的标准，女职工每个月的粮食定量只有二十七斤。虽然看上去减少得不算多，可是这相当于每天减少一两粮食的定量。这一两粮食在当时每天的热量供应中还是起着重要作用的。可是当时国家就是这样的情况。而且。男同志的定量也不高，比女同志多一点，每月三十斤。这对年轻的小伙子来说，绝对是不够的。于是，有些女同志还要节省下来自己的定量，来支援和帮助男同志。

到了六十年代初，无人机试飞成功，但因为没有量产，国家当时因为经济困难，也没有安排上马。所以试飞成功后，研制小组就解散了。当时主要是研制无人机的操作系统，系统平台用的是苏联安二型飞机，还是从空军那儿借过来的。研制完成了，飞机还要还给空军。

研制小组解散后，这位老师回到了学校。系里给她安排一些课，让她准备一下，给学生上谭。结果这门课还没讲几次，学校又有任务下来，系里认为她做系统抓总有经验，就又把她调去了。她不得不离开她的教学岗位。她对我说，她并不喜欢这样被调来调去，她喜欢做业务工作，做教学工作，或者做科研或者技术工作。这种打杂的事她并不喜欢。但是，领导说了，这是工作需要。所以她也没有拒绝的理由。那个年代，青年人都要以服从国家需要作为他们来承担不管自己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的工作的最高理由。

几经周折，多年后，领导派她担任印刷厂的厂长。主要原因是印刷厂要取消铅字，使用北大方正的排版系统。这样一来，印刷厂原来做排字的工人就要下岗。这个厂长的工作肯定不太好做，让谁下岗谁都不高兴。可是总有人要做这种得罪人的工作。这位老师说，她当时恨透了让她当厂长的领导。可是她就是没有办法拒绝。

这种得罪人的差事，她也只好硬着头皮干。好在后来，她在使用方正的激光照排系统的过程中，加上了自己的一些创新，让排版系统使用更便利，效率也更高。她觉得，她在技术方面的专长还是能够得到应用和发挥的。只是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太少了。

这位老师说，她当学生时，在班上的成绩是比较突出的，也是比较优秀的。如果她毕业后，直接参与科研工作，相信也是会取得较大成就的。可是由于领导觉得她好用，用起来顺手，就根据领导的意愿来随意调动她，根本不考虑她的具体情况。她过了这么多年，想起这个事，总有一种委屈之感。

对此，我很理解这位老师。不过，这样的情况在当时那个年代也是很难避免的。当时国家哪儿哪儿都缺人。碰上一个能干活的，而且干得不错的人，领导当然不愿意放手。那个时候，考虑具体用人的条件和优势，可能并不作为领导用人的主要的决定因素。虽然这样做确实存在问题，确实有不妥之处，也确实影响用人的效率。但当年就是这样的情况，这样的问题只能在时间慢慢地推移过程中逐渐被认识，逐渐得到解决。这位老师当年算是一种付出，或者算是一种牺牲，这也不太好说。共和国在成长过程中，少不了这样的摸爬滚打，磕磕碰碰。我们很多老一辈的优秀的人才，在这样的过程中可以说，既有得到使用和成长的机会，也有感觉到没有充分展示自己才华的遗憾。

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人才的尊重、认识和合理的使用，应该成为有关领导的一门艺术。大家都知道人才的重要，但如何真正用好人才，使其充分发挥最大的作用，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对人才的全面考查和认识，也是一门学问。这不单只是人力资源按理部门的事，首先是有关领导和负责人的头等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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