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有很大的不同，这是众所皆知的。过去，讲中国哲学也是按照西方哲学的路子，一定要分什么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从某种角度上说，这样来分一下，似乎也无不可，但这样一来，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就看不到了。

西方哲学，自古希腊始，一直在追问世界的本原。本质来自于物，还是来自于心，这也是后世追问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一个根源。恩格斯说，世界究竟物质是第一性的，还是精神是第一性的，这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恩格斯这样讲的根据就是西方哲学的全部历史。

但是，对于中国哲学来说，似乎不太像是那么回事。中国哲学不像古希腊人那样，一定要追问世界的本原。或许在古代中国人看来，这样来追问未必能问得到，未必能问得清，未必能问得出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来。如果人们做不到，那这样的追问就未必有意义。既然是没有意义的事，那也就不一定要做下去，不一定要问下去。或许中国人在西方人看来，是很实用的。没有意义的事，没有用的事，就没有做的必要。西方人似乎比中国要更轴，没有意义也要问，或许将来这个无意义就成了有意义的事了呢？这样的情况也不是没有过。

在古代中国人看来，人生十分短暂，要做还是要做更有意义的事吧。我们不知道世界的本原，也问不出世界的本原。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着，我们要处理很多方面的关系，为了要活得更好，那么在处理这些关系上就要下更多的功夫。所以，中国古代的先贤们虽然在很多问题的看法上不相一致，但有一个概念是比较一致的，至少在名称上是一致的。那个概念就是“道”。

对于“道”的定义，中国古代的先贤们似乎也是不大追问的，因为同样说不清楚。但每个不同的先贤，对于“道”，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至少在讨论人与道的关系上，大家见解都不尽相同，但不妨碍大家都来思考这个问题。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俩人都没说道是什么，可是俩人都有对道的概念的自己的理解。虽然没有给出具体的定义，但是，孔子与老子都认为，道是一种最高的意境，一种最高的规律，或者一种最高的道理。在那个时候，他们认为，能知道这些就不错了。

在孔子那里，“礼”如果不是最高的道，也是道的较高的表达之一。所以孔子非常看重礼的作用。礼就是制度，就是规矩。在孔子看来，人们的社会需要这样的规矩，需要这样的制度，要不然，就会天下大乱。天下一乱，很多事就不好办。孔子一辈子都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礼崩乐坏是孔子绝对不能容忍的。只是孔子那个时代，旧礼之崩坏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了。孔子之所以终身未遂复礼之志，恐怕也在于他对于礼的理解有点过于狭窄了。他只知道周礼，但不知道其实，礼这种东西是可以不断变化与发展的。

老子则认为，道的表现有太多的种类。至少在强弱之间，二者的关系并不绝对，强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就强不起来，而弱者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战胜强者。这其中的道可谓玄妙无穷。曾经有人说，老子是站在没落的奴隶主阶级一边，是一种对世事的哀叹。这话今天看起来有点不那么靠谱。老子更是讲的天下大势，似乎才更有点沾边。

孔子、老子，讲的就是处理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这是与古希腊追问自然界本原所根本不同的地方。古希腊追问自然界本原自有其内在的原因和道理，而中国古代先贤们主要来思考社会内部人之间关系的处理问题，也有其根本的原因与道理。这两者不是相互对立的，更不是孰更先进、孰更落后的问题。

中国并不排斥西方哲学，但中国也看到了西方哲学的缺陷。而中国哲学自身的用处和魅力而尚不为当代西方所了解、所认识。中国人自己也未必都能了解到中国哲学内在的根本。这就说明我们对自己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真是需要认真总结并加以科学的继承。我们要建立所谓文化自信，当然离不开对中国古代先贤们思想成果的了解、认识、敬重与热爱。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能够流传至今，这文化本身的优势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中国的文化自信，离不开向全世界的传播。但迄今为止，世界文化的话语权，仍然掌握在西方手里，这与西方哲学的话语权是有着直接关系的。中国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与西方争夺什么，但中国的哲学、中国的文化理应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所以，中国哲学在世界上话语权方面的权重是有必要增加一些的。这也要求中国必须在传播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方面下更大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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