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在给学生讲党课的时候，专门讨论过《共产党宣言》中消灭私有制的问题。其中，在《宣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讲得很清楚。共产党人之所以要消灭私有制，不是因为所谓其在道德上的万恶，而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已经起不到多少积极的作用，而成为生产过程中的桎梏。当时每十年发生一次的经济危机，就足以证明了私有制所存在的这一弊端。进入二十世纪之后，这一问题愈发严重。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进一步证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不合理性。

在二战前后，资本主义通过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进入生产领域，再加上，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使用包括国家调控功能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对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关系起到某种延缓的作用，并且在这段时间，资本主义自身也有了一段暂时较为和平的且具有一定发展速度的经济增长。再加上，资本主义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与政策，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被暂时掩盖了起来。

但是，掩盖并不是最终的解决。1973年，全球能源危机的发生，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不可克服性，并导致后来几十年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萧条与衰退。但是，资本主义没有放松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进攻。而以苏联共产党为代表的一些共产党人，在这种进攻面前完全不具有任何抵抗力，最终败下阵来。在这段时间，这样一些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完全看不清楚，完全被迷惑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内也有一些人受到同样的迷惑。

问题还有另外一面。中国毕竟是在整个社会生产不太发达的阶段进行的经济建设。过去实行完全的公有制，在解决生产与就业方面还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大包大揽下来。所以。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不得不允许一定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这种做法是对中国社会整个生产力水平与状态经过实际了解后的决定，是有一定合理性的。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做法。

在中国土地上的非公有制，除了个体制，国内的私营经济之外，也包括不少国外资本及其所掌控的企业。这些非公有制经济在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一定的贡献之外，对中国的国有企业也形成了某种威胁。各种要求国退民进，要求私有化的非法要求一直都没有销声匿迹。这在所谓新自由主义的舆论中突显得尤为严重。

正如人们都看到的那样，在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国有经济受到很大的冲击。大批工人下岗失业，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极大的损失。这主要是因为国际垄断资本在新自由主义的叫嚣之下，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疯狂吞噬。而我们当时的一些高层领导，对此却无动于衷。

我们的党在经历了如此惨烈的斗争后，开始对国际垄断资本的疯狂看得更清楚了。中国开始反击了。对于国际垄断资本以及国内某些资本的非法行为，我们的党开始了一系列严厉的打击。国有资本的阵脚开始稳住了。而且，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在这个基础上，又开始有了更大的发展。这些年来，国家的经济增长，以及国家综合实力的增长，主要都要归功于国有经济的巨大贡献。

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与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再加上国内追随新自由主义的呼应者们，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仍然利用各种场合，来继续大肆鼓吹国有经济的私有化。应该看到，在国内的经济学理论领域里，他们还是很有势力的，他们的势力还是比较强大的。一大批高校中的经济学理论教师，都是他们的追随者。他们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公开攻击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他们的气焰还是很嚣张的。

所以，面对如此艰难的任务，马克思主义者们与共产党人的肩上的担子还是很沉重的。包括一些党政机关内的领导干部，也是多年来，在新自由主义的熏陶下，骨子里已经完全被这些错误的东西所渗透了。他们不熟悉不喜欢社会主义的那一套，而对资本主义的理论和观点则比较熟悉，而且愿意接纳。例如，国务院某部委的领导干部对于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农村扶贫典型——贵州省安顺市的塘约村的做法很是不屑，对这种受到广大农民欢迎且卓有成效的做法却很不以为然。这表明，某些共产党员对于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理论都丧失了最起码的兴趣。

今天，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早已经疲态尽显。虽然，这距离最终消灭私有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曙光已经初现。中国人民与全世界人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潮流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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