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博文是我原定5月18日要写完提交，由于种种原因已经拖了一个多月了。这篇博文题目是我在黎在珣博主的博文：“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张益唐”的评论。他的博文中转载了中国青年报5月18日头版记者邱晨辉的文章：“数学家张益唐破译孪生素数猜想”。读完这篇博文和转载文章后，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我是一个性情中人，感情虽不一定丰富，但在一些事件面前容易动情。面对数学家张益唐，我一直在琢磨两个问题，一个当然是主要问题：“张益唐先生何以能坚持10年攻下这个数学难题”，这儿当然指具体解这个数学难题本身。用一句我们媒体正面宣传典型时常用的话：“是什么精神和力量支撑他坚持下来，最后将这个难题解决到目前世界上最好结果”。我只能揣测张益唐教授心情，也许他没有记者描述一些英雄人物那样慷慨激昂的话语。因为人家已经修炼到“宁静致远”的科学境界。我尝试将他与陈景润先生对比，据说张益唐先生的这项数学成果可以与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成果媲美。两个人之间年龄上相差一代，所处背景相差较大。陈景润做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年代正好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乱世期间。虽说那时社会上普遍盛行“知识越多越反对”之风，但是没人管，工资照发，俗称“带薪干革命”。那时政府提倡“抓革命促生产”，实际上“抓革命”是真，“促生产”是“疲软”。按陈景润的资历，当时最多是一个副研究员（当年我们学校1952年大学本科毕业教师中以讲师为主），自然算不上权威，所以社会上广泛批斗“反动学术权威”运动还轮不上他。因此他可以做（实际上也是）一个逍遥派，尽管住宿条件不太好，但是他依然可以“乱中求静”，有大量时间做他感兴趣的“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当然，这已经很不简单，足可以让我等学人仰视了，因为，别人为什么不做呢？当年我们这些年轻大学生忙着“长征串联”闹革命，到韶山、井冈山、延安等革命圣地接受“洗礼”。我等革命小将们闹来闹去也不知道革命和阶级斗争是什么样子，倒是利用这个难的机会免费领略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因为当年“红卫兵”（以学生为主体）手拿学校革委会开的介绍信坐车和吃饭住宿不要钱，据说我们班一位同学在祖国转了一圈回来没花自己一分钱。我们一伙人步行到延安，途中还参观过山西贾家庄，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方，实际上当时搞得比大寨还好，当然贾家庄属于平原地区，自然条件比大寨好的多。在大寨参观时，陈永贵同志还“亲切接见了我们，发表了“重要”讲话”，具体讲什么现在一点也记不得了。从延安返回北京时赶上国务院规定最后免费期限坐火车返回。

对比陈景润“乱中求静”的研究状态，张益唐先生就不一样了，他大学毕业时文革已经结束，推测他是在国外开始这项研究工作，而且在承担了繁重的教学任务前提下从事这项艰难研究。因为他的讲师身份，待遇相对低，教学任务重，更不要说是否还有点中国人比较看重的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卑微地位”心理。按说，一个人安心教一辈子书也无可厚非，西欧英式大学设置的讲师岗位不就是干这个活的嘛，但是张益唐先生心底深处对数学奥秘的痴迷和留恋之心始终挥之不去。潜心钻研，不事张扬，终于“修成了”这个大成果。可以想象，如果张先生也像当下我们浮躁社会中一些人那样，视冷板凳“如坐针毡”，来个小贝就可以挤伤人，哪里还能在书桌旁安静读书和潜心学问。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根据张益唐先生经历，我们需要认真审视“究竟什么人适合做科学研究”这个既世俗又时髦的话题。试问如果张先生没有做出这个大成果，谁能说他非常适合做这样的“纯粹科研”，而且能出大多数人出不了的数学大成果呢？看到一些博文搬出以前有的名人说的一些论调，他们认为科学研究是富人的游戏，是奢侈品，一般人难以做到安贫乐道做科研，还有屌丝能否适合做科研等观点。其实以我自己的经历体会认为，无论干什么事情，尤其是这种非常枯燥的学术研究，是否合适只有自己最清楚，它与贫贱富贵无关。前人说的这些论调也是他们根据极其有限的案例得到的一点看法而已。我不清楚张益唐先生的家庭背景，只知道他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一路平凡、波澜不惊地走过来，他是否属于“安贫乐道”不清楚。我了解多位毕业于国内顶尖大学的人后来发展的实际情况，他们中有的是我的亲属，有的是我的同学，有的是我的同事，他们有的出身贫寒，有的富足，还有一些科学研究做得很好的人，这些人现在的境遇说明不了前人的这些关于“谁适合做科学研究”的哲理。

抛开那些繁杂的“科学学”理念，我崇敬张益唐先生表现的那种 “厚积薄发”“十年冷板凳”结出丰硕果实的经历和过程，和拥有的“宁静致远”做学问的高境界。他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楷模。我对纯数学领域是一个门外汉，我以前曾经多次对我的学生说过，陈景润对科学研究的酷爱、痴迷及“奋不顾身（我并不赞成）”的精神对我的影响远大于他的哥德巴赫猜想的科学成果。在当下我们如此浮躁社会极需要大力弘扬这种精神。如果我们一些科技工作者能够拥有一点陈景润和张益唐先生的这种科学精神，那么“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我不喜欢那些过于张扬的学者。我们这一辈人记得在文革中有人取得了一点成绩（远没有陈景润那样的数学成果），经过大事宣扬后，成了演说家，青年人的“教父”，名利双收的“宠儿”，而他的同辈中多位杰出科学家早已仙逝。我更不喜欢有的人为了个人私利，在权贵面前那种卑怜，过于谦卑表现的学者；我更反感那些当官或成了权威前后表现反差极大的学者：当官之前“人前人后是孙子”，成了权威之后在普通大众面前“耍大牌”；我也不喜欢那些在领导面前和普通大众面前表现“判若两人”的学者，他们在普通人面前表现出那种目不斜视，面无表情，说话心不在焉样子，而在领导者面前熠熠生辉，点头哈腰，这种人没有骨气，是软蛋。

我喜欢和崇敬的学者首先他们是行业内的学问大家和专业精深的专家。他们的本事一定是大家看得见，摸得着，不是靠个人和“组织”在媒体上吹嘘和炒作而成。他们可以“愤世嫉俗”，可以“桀骜不驯”，“有脾气”，因为人家有本事，“人无完人”，我服。我一贯认为一个人的个性可以张扬，但要适度，让大多数人可以接受。因为，适度张扬的个性是你内心信心和坚强的表现，是艰苦奋斗的精神支柱，是你攻克科学技术难关不竭的动力。当我面对一些真心为人民服务官员时，我的内心一样怀着崇敬的仰视心情，并内心祈祷他们能够不断得到升迁，为他们真诚“为人民服务”提供更为广阔的舞台。

敬告科学网博友，尤其是我的1344个好友：本人将于6月30至7月30日在美国MIT探亲，并访问马赛诸塞大学地球科学系（应邀有一个学术报告）。儿子说我们住在MIT与哈佛大学交界处，便于我领略两所世界名牌大学的风范。我将认真学习和考察，争取写出一篇好博文奉献给大家。博文题目暂时定为：“徜徉在哈佛和MIT校园”，特此预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