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多年前的事了。1986年3月13-17日中国古生物学会第十四届年会—三古学术讨论会（古地理、古气候、古生态）在南京召开。此前学校地层古生物学教研室吴瑞堂老师（我1970年毕业留校在丹江“校办地质队”工作时与他相识）给我通报了这个会议信息。他知道我正在从事古地磁与地层古生物学科交叉方向调研（我曾参与他编写的“地层学原理及方法”教材），建议我向大会提交相关论文，并争取在会上报告调研成果。当时我正在调研和选择我今后的科学研究方向，为申请相关科研项目做准备。其中古地磁学应用方向已经阅读过不少国内外同行文献，并逐渐厘清了一个“古地磁学与古气候学之间相互关系”研究方向，准备一旦有机会争取开展实质性研究。为此我向大会提交了两篇论文摘要：“古地磁学与古气候学”和“古地磁突发事件与生物绝灭”。不久我收到大会组委会给我的通知，告知我经过评审，决定我提交的“古地磁学与古气候学”论文选为大会报告。这真让我激动了一会儿。因为，此前我还基本没有参加过什么正式学术会议，尤其是全国性学术会议，更不要说作大会报告。

3月13日，大会如期在南京海军工程学院礼堂开幕。上午我聆听了卢衍豪、周明镇、王鸿祯、吴望始等古生物界大牛的报告。我的大会报告安排在17日上午第4个。在那些大会报告的学术大牛们面前，作为小字辈，既紧张又激动。会前我针对性地准备好了报告的幻灯片。我推测参加大会的绝大多数代表应该是地层古生物领域的学者，对古地磁了解的人可能不多，所以我必须少讲方法原理，重点介绍应用实例。我至今还记得我发言的第一句话：感谢大会执行主席，让我一个从事地球物理勘探人员站在中国古生物学会大会上作报告深感荣幸，引起大家的一阵笑声。我的报告内容主要介绍国外同行利用古地磁手段重建古气候方面的科学成果，大家觉得比较新鲜。我也得知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刘东生先生正在利用中国黄土的磁性研究第四纪气候变化，后来取得了重大成果。我那时还没有自己独立主持的科研项目，无法开展这个方向实质性科学研究。因此，这个大会报告并没有自己的研究成果，属于综述类和评述类。后来这个报告内容发表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主办的“国外地质”杂志上。

报告引起我校殷鸿福教授注意。他当时属于国内地层古生物领域少壮派领军人物，并于1993年当选中科院院士，后来还担任过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他以前很可能不认识我，我记得散会时他对我说：小刘，你的报告大家还是比较感兴趣。我也顺便问他：徐道一老师来了没有（那时他正在组织全国天地生相互关系学术讨论会，我想参加这个会）。他一转身说：这不就是。徐老师对我说：你的报告不错，希望你回去后调研一下国内同行文献，看我国是否有人做过类似研究，我邀请你参加11月11-16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二届天地生相互关系讨论会”。后来，我也在这个会上报告这个方向内容，其中包括一些我国学者成果。

有了这两个报告，我似乎在从事“天地生相互关系研究”的良好印象记在殷老师心里。两年后的1988年中，殷老师的朋友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地学中Hansen教授（后被选为丹麦科学院院士）在丹麦科学研究委员会和Carlsberg基金（一个酒厂设立的公益性基金）申请到一个项目。项目主要内容是利用古地磁方法研究全球K-T地层界线，其中需要在我国广东南雄大塘地区采集对应地层界线样品（该区因发现恐龙脚印而闻名）。为此，Hansen教授请殷老师推荐一位中国合作者，并承诺所有研究经费均由他项目负责。记得有一天下午，我正在家里楼底下请木工做家具，殷老师找到我，他干净利索的性格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并没有到家里坐，就在楼下问了我2个问题，第一是问我对这个项目是否感兴趣；第二英语水平。我如实作答，首先我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真诚希望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当时像我这种情况对科研项目真是“如饥似渴”。这一方面是自己作为一个重点大学专业教师学术发展需要；另一方面国际合作科学研究是锻炼学术交流，尤其是英文交流能力难得机会。当然我也如实对殷老师实话实说，我的专业英语尚可（毕竟阅读了一些英文文献），但口语不行，只能维持最基本的交流。殷老师爽快地说：好！就是你。当年6月14日他正式通知我，经协商Hansen教授同意我与他合作，随之将Hansen教授的通讯地址给我，并说从此以后你们自己互相联系。那时还没有电子邮件，主要通过信件往来。时间紧时，有时通过电传联系。由于我的中学和大学都是学俄语，英语正在自学之中，和Hansen教授联系很是吃力。当时很惭愧，连正式的英文书信还没有写过，只好请我们教研室一位英语比我强的年轻同事帮忙。记得有一次，当时正在北京，时间紧迫需要与Hansen教授电话联系，我的口语当然不能胜任，我只好找到年过80的杨遵义老先生请求帮忙。他当即说，没问题，走！你将要商量的事情告诉我，我和Hansen教授说去，立马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杨遵义老先生是殷鸿福教授的老师，所以，我为他们师生两代对我的支持感动不已。

在整个合作过程中，Hansen教授分别于1989年1月11日~2月8日和1993年11月4日~12月1日两次来华，先后前往广东南雄大塘剖面和浙江长兴、湖北黄石等剖面考察和取样，其中在浙江长兴和湖北黄石考察时还分别有童金南教授和赖旭龙教授参加。由于我们合作的所有经费都是Hansen教授支付，所以我也不好意思提出想去哥本哈根大学地学中心访问的愿望。1993年11月Hansen教授第二次来访时，在广州他问我，明年（1994年）上半年我的教学任务安排情况，如果时间允许邀请我去他哪儿访问1个月。真是不谋而合，我喜出望外地回答说，明年上半年我没有什么教学任务（事实也如此）。在学校一次宴请Hansen教授餐桌上，Hansen教授主动向赵鹏大校长提起这事，赵校长提出希望Hansen教授能够承担我去访问的旅费（来往机票）。赵校长以为按照国际惯例，对方一般只会承担你在丹麦的费用，来回机票自理，而我当时没有科研项目不可能承担这笔费用。Hansen教授连忙说，刘的所有费用都由他承担，来回机票他负责买好。1994年4月25日至5月21日我如愿应Hansen教授的邀请访问哥本哈根大学地学中心，期间在哥本哈根大学Niels Bohr物理研究所完成部分岩石样品磁性测量，并与Hansen教授讨论合作成果的相关论文。我还借此机会应Kern教授邀请，顺访了德国基尔大学矿物研究所高温高压岩石物理实验室。遗憾的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申请不到这个方向科研项目）我没有继续从事这个方向研究。但是后来我在“地质和环境过程的磁响应”研究方向取得了一些任我满意成果，显然得益于这次国际合作科学研究训练。所以，我真诚感谢杨遵义老师和殷鸿福老师对我的帮助，他们是我国际合作科学研究的启蒙老师，我会永远记住他们。

回忆这次国际合作的经历，我感受良多。我想借此忠告年轻人，一定要抓住任何机会，认真做好学术储备，客观表现自己。你的才能有时是在不经意中被人发现。现在年轻人的机会比我们那时好不知道多少。千万不要抱怨，不怨天不怨地，只要自己肯努力，无数好的机会一定在前面等着你。我常问年轻人：你们准备好了吗？请你们时刻准备着！

2012年9月6日早上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