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篇博文“上海闸北中学1959-1962届高中同学毕业50周年聚会”想起今年是我初中毕业五十周年的日子。我立马与现在居住南昌，已经85岁高龄班主任王老师打电话问候。我卖关子问老师，今年是那一年，他回答是2012年呀，我说是否值得纪念啊？他很快想到是我们初中毕业50周年日子，显示老师虽然年事已高，但思维敏捷，脑子非常好，学生倍感欣慰。我说想组织几位你当年得意门生来南昌和你聚一下如何？他当即坚决表示此事不可。老师体谅我们这些老学生年纪也不小了，最大的年近70。还记得2007年初中学校70周年校庆（江西省吉安市十二中学-扶园中学），我在邀请之列，并欣然前往。我们学校是于1937年原国民党上将刘峙在他老家农村“庙背村”创办，村里距离吉安市约4公里。我和夫人先从南昌接老师到吉安，然后又费尽心机找到当年同班13名同学，其中有3名在农村务农的同学。庆祝大会前还出现一个小插曲。主席台上安排了两排座位，第一排中间是第一届学生年届82岁的美籍华人余明章先生，以及国家商务部一位司长、吉州区领导等（这个排列既序长又序爵）。在第一排边上安排了我的座位，而我的班主任王老师作为上世纪五十年代老教师代表安排在第二排。会前我找校领导明确表示，我作为学生是不应该在主席台上安排座位，而和同学们一起坐在下面多好。校长解释说不妥，我退一步说，如果一定要这样安排，就必须将我老师和我的位置调换，否则我是执意不肯，学生要尊师也。校长同意了我的请求，老师坐在我原来第一排的位子。庆祝大会结束后午餐时，老师埋怨我说：庆生，今天上午我坐在那儿很不自在，因为，你没注意，老校长（也是我后来高中的教导主任，与老师同岁）还坐在后排呢。我笑称：那是我们师生之间的事，我哪能想这么多。晚上我在吉安宾馆为王老师举行80寿辰祝寿，全体同学都参加了，期间大家深情回忆初中三年既艰苦又快乐的岁月和老师对我们的关怀。

初中班主任王老师对学生非常负责。他是抗美援朝的老兵，经常穿一身裤腿抓口的褪色军装。尽管我当时由于年纪相对小点，加上可能学习也一般，没有引起过他的注意，但他对全班同学负责任的态度和事情让我们难以忘怀。

初中三年正值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从现在披露的大量事实看，主要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我们的生活总体感觉就是吃不饱，虽然我们那时还有每月28斤定量，因为油水少，正长身体，总觉得肚子饿。所以，每个月我们几个好伙伴就结伴回家一次，周六走，周日晚上回来，单程可有70里地呢。家里虽然也很困难，但我们毕竟是父母的“宝贝”，他们总要想法给我们改善一下生活。

整个初中期间有三件事我记忆犹新，值得一说。第一件事与我有关。那时我们整个教育管理非常规范，学校也照章办事。初中期间我长得胖乎乎（博友可以猜下面那张9个小伙伴合影照片中的我，当然要与我科学网的头像对比），体育课有两个项目60米短跑和单杠卷身上总是不能及格，导致最后体育这门课不及格。但按照当时规定，只有体育一门课不及格的学生，没有毕业证书，但可以参加中考，后来我考上高中，也就没有想那张初中毕业证。2007年聚会时班长还记得我当时发牢骚说：等我考上高中，就不要那张毕业证。记得后来王老师来高中出差对我说，如果当时你没有考上高中，我还是要设法帮你搞一张毕业证，现在考上高中就没有必要了。第二件事是，我们整个初中期间国家处在困难时期。临近毕业时，国家总结教训，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压缩全国高中教育，我们全县1962年只招收高中新生100名。初中应届毕业生超过18岁（称“高龄”学生）不让参加中考，直接回乡务农。学校校长在办公室召集即将返乡务农“高龄学生”座谈会，我作为“正常”学生代表出席。黄惠德校长首先解释了一下国家政策，然后说：希望你们（指“高龄学生”）像柳树那样在农村生根开花结果。事实正是如此，我们班长回乡后不久加入共产党，然后担任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是一个出色的回乡青年。第三件事是中苏关系破裂。尽管我们是一所农村初中，但对这些事仍然记忆犹新。人民日报的九评社论，校长在全校集会上解释中苏关系破裂起因是苏阿（阿尔巴尼亚）关系破裂，我们支持阿尔巴尼亚。我们从学校仅有的一个报刊栏上不断看到中苏关系破裂的发展状况。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到，那时农村中学同学仍然关心国家大事，真是素质教育的大好时光。真心怀念50年前经历艰难困苦，但值得纪念的初中生活。感谢为我们成长付出辛勤劳动的初中所有老师和职工。

如果有博友能够依据我的头像从这张照片找出我，我会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