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大学老教师，在几年前的一次院里教职工代表大会闭幕前的自由发言时，院里领导希望我作为一个老教师发个言，谈点对年轻教师的希望。即席发言说点什么好呢？我联想到当下高校青年教师现状就是压力大。他们工作上有没完没了的坡要爬，职称晋升、出国、申请各类项目、过教学关、政治上还要进步等；生活上他们没有赶上我们老一辈的“好时光”。那时我们工资虽然不高，但福利条件还好，有学校分配的住房（当年我们从北京迁到武汉，新建校舍，结婚教师基本都有一小套），小孩从托儿、幼儿、小学到中学都可以在附属学校读书，收费低廉，甚至考大学还有适当的照顾，基本上可以解除后顾之忧。那么当下年轻教师应当如何面对这些挑战呢？我想到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改革开放时的一个关于“两手都要抓”的话，我将它借用过来，作为发言的主体-即当下大学青年教师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我提出：作为一个大学教师，如果要在学校（其实社会上也一样）活得有尊严和生活过得舒适应该努力做到“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通俗地解释“两手”就是：第一手“学问”，第二手“生活”。我提出的两手的关系是先要努力做好第一手的“学问”，它是尊严和提高生活质量的基础和保证。我始终认为，作为一个重点高校专业教师，必须提高对“学问”的认识。“做学问（或做科学研究）”是树立你在学校学术地位及科技技能的基础，也对提高本科专业教学质量有极大帮助。回忆当年，我最为欣赏的老师就是有学问的老师，尽管有的老师由于各种原因（如地方口音重及口头表达能力差等）课堂教学效果不是太好，但由于他学问做得好，成果丰硕，聪明的学生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向他请教，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这样的老师自然得到我们的尊敬。而只会照本宣科的老师，尽管对待同学态度很好，也未必会得到学生们发自内心的拥戴。这就是一个有学问的老师与照本宣科的“教书匠”本质区别。另外“一手”是“生活”，即提高家庭生活质量。在当下我们并不主张，也不可能简单地宣传“苦行憎”式的生活。

    我们不能想象，作为一个大学老师，在基本生活质量得不到保证时，还高谈“奉献”。目前年轻人的生活成本远远高于我当年留校（1970年）时的生活成本。现在住房商品化，孩子正常上学的额外费用及各种消费等大大超出许多青年教师的收入。所以，青年教师要改善和提高家庭生活质量的基础是“合法赚钱”。我指的“合法赚钱”途径大体是：职称工资收入、津贴收入、各种奖励收入及其它合法收入等。现在年轻人也赶上了好时代，国家出台的各类人才政策，包括引进人才的优厚待遇自不必说。当前在许多地区和学校，甚至有的院系出台的各类青年人才的政策已经使得在某种程度上提高“生活待遇”成为可能。然而，这些优惠政策的基础就是需要年轻的候选人具有学术研究的基础和成果，就是有过硬的“做学问”一手。他们或许已经初露锋芒，具有成为“栋梁之才”的潜质。同时，如果学问做得好，也会提高他在解决企业科技难题的能力，有利于拿应用性项目，而这类项目合法的提成比例也较高（至少目前许多高校和科研院所是这样）。

    然而，目前在高校，尚有部分青年教师没有厘清“两手”的相互关系。忽视“做学问”一手，尽管他们往往拥有博士头衔，但实际上部分年轻人由于种种原因，在博士生阶段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科学训练，因此做科学研究比较困难。这些年轻人往往对“做学问”兴趣不大，奈不住寂寞，热衷于“赚钱”一手，但由于科研基础薄弱，独立拿项目比较困难，依然跟着导师打工，因而收入依旧微薄，无助于改善家庭生活质量。这样就使得他们往往陷入不良的循环中，即学问做不好，科技能力就提不高，就拿不到企业项目。在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大学同班同学的青年老师中，有的已经破格教授，而有的还为讲师（而且是博士学位自然定的），他们基本上是前者重视“做学问”，且取得了较为丰硕的学术成果。当然，也存在个别善于拉关系的青年老师，尽管学问做不好，但会通过各种途径拿项目（无非是高回扣，请客送礼），尽管赚了一些钱，但是他至少在尊严方面要逊色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