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学者学术活动中的功名利禄话题

刘庆生

（中国地质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众所周知，功名利禄是一把双刃剑，凭自己辛勤汗水获取的功名值得大家尊敬。当下，社会公众常常感叹，学术界似乎很难见到那些纯粹科学家了。1978年著名作家徐迟先生一篇《哥德巴赫猜想》唤起了多少莘莘学子憧憬科学的梦想，陈景润先生那种似乎“不食人间烟火”做学问的逸闻趣事在民间广为流传。那个时代，做纯粹科学研究学者普遍受到社会公众的热捧和尊敬，我可以如数家珍讲出若干我敬佩科学家的逸闻趣事。我的文章《令我肃然起敬的数学家张益唐，2013年6月25日科学网》，《读“采访李小文先生报道”有感，2014年4月28日科学网》等记录的是我通过媒体看到的一些纯粹科学家的风范。《感恩学术路上多位前辈师长，2018年8月10日科学网》中介绍了多位令我崇敬的老师和科学大家，尤其是彭志忠教授，他是我亲历的中国地质大学纯粹科学家的典型代表。这些拥有高贵科学精神前辈师长的“行为世范”对我学术成长影响巨大，他们是我崇拜的学术偶像。然而，话又说回来，我并不主张纯粹科学家们“奋不顾身”地“做自己的科学研究”（我的一个科教公益报告题目），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健康身体不仅属于自己，也属于家庭《青椒之问？2016年5月16日科学网》。

回顾半个世纪来，自己作为一个独立学者的科学研究经历，感慨万千，用“痛并快乐”描述经历过程的心情最为贴切。我在文章《做强自己是你唯一选择，中国科学报，2015年9月7日》中表达了我对科学研究中“功名利禄”这个既朴素又高大理念的理解。

本文选择我亲身经历的四个实例阐述我对“学者功名利禄”理念实践的理解，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第一个实例：我与丹麦哥本哈根大学Hansen教授的合作经历。这是学校地层古生物学科领军人物殷鸿福教授1988年下半年推荐我参加的一次国际合作科研活动。当时我只是一位讲师，殷老师也不认识我，他为什么推荐我呢？况且当时学校国际合作处处长坚持要推荐另一位比我年长老师。原来事情是这样的：1986年3月17日上午我在南京召开的中国古生物学会第十四届年会—“三古学术讨论会”（古气候，古地理，古生态）的大会报告“古地磁与古气候”引起了殷老师注意。这个报告内容与Hansen教授合作项目内容密切相关。记得当时会后殷老师对我说：小刘，你的报告大家反响不错。这个报告也许是殷老师说服国际合作处处长的主要理由。作为中方合作唯一成员，我于1989年1月11日-2月8日和1993年11月4日-12月1日参与Hansen教授两次来华野外调查和采样。1994年5月25日-6月21日我还应Hansen教授邀请访问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地质研究所，期间我在学校波尔物理研究所实验室完成了部分岩石样品磁性测量，期间还顺访德国基尔大学。那时候我还没有领衔主持的科研项目，整个合作科研经费均由Hansen教授承担，包括两次野外调查和采样以及我访问哥本哈根大学的所有费用。这次国际合作开启了我的国际合作科学研究之旅，对我科学研究国际化起到了奠基作用。显然，如果没有1986年南京我认真准备的大会报告，殷老师就不会认识我，就会错失这次与Hansen教授的合作机会。

第二个实例：我与高山教授的合作经历属于没有功利的另一类。我与高山相识时他还是一个24岁在职博士研究生（他19岁西北大学本科毕业考上张本仁先生硕士研究生），我也只是一位青年讲师，我俩属于忘年交学术朋友。当年高山的博士生导师张本仁先生是学校一位普通教授，他在高山博士毕业10年后的199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86年我在广泛文献调研基础上选择“大陆下地壳岩石磁性结构研究”方向，这个方向属于深部地球物理研究的一个热点。然而如果我要开展实质性研究面临两个基本问题：1、没有相应科研项目支撑，无法采集到我研究需要的大陆下地壳岩石样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好的科研想法也无法实现。2、我们深部地球物理研究人员严重缺乏地质知识，例如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和构造地质学知识。这时候有人告诉我张本仁教授的博士研究生高山在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时采集了数万个来自华北东部地区下地壳岩石样品。为此，我找到高山诉说我的困惑，请求他的帮助，立即得到他的积极响应。我们两人一拍即合，从此成就了我们长达20多年既纯粹又快乐的科研合作经历。我也应邀参加了高山主持的多个科研项目，包括他的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合作发表学术论文16篇。期间我们还一起访问了德国基尔大学Kern教授的“高温高压实验室”。Kern教授当时利用幻灯片认真为我们两人讲述他们研究成果的场景至今记忆犹新《我与高山院士交往纪实，今日科苑，2016年第7期》，《我谈高山院士的科学精神，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报，2016年第3期》。

第三个实例：我与香港大学理学院副院长，地球科学系陈龙生教授的合作带有一点传奇色彩。1998年我们地球物理系青年教师张双喜（在学校本硕毕业留校任教，是当时系里优秀青年教师之一）申请陈龙生教授的博士研究生资格获得批准。当时张双喜和我都在系里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我俩也是忘年交朋友，相互之间比较了解。他在香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第三年在陈龙生教授面前推荐我的研究成果，目的是希望陈教授邀请我访问香港大学。我与陈龙生教授的研究方向都属于岩石磁学的地质与环境应用，属于真正的小同行。他是一位具有广泛国际学术背景的学者。陈龙生教授通过张双喜要我给他提供代表性成果论文，目的是评估我是否具备作为香港大学访问学者的基本学术“资质”，这属于国际惯例。显然，陈教授对我的成果表示满意，他正式邀请我于2002年2月1日至28日作为访问学者正式访问香港大学地球科学系，并支付我访问期间的相应经费。一个月的访问学者经历奠定了我和陈龙生教授之间的学术友谊，此后，我们还一起参加在新加坡召开的国际会议。陈龙生教授还邀请我参加2005年香港大学地球科学系成立十周年纪念活动并主持学术专题。陈龙生教授还被聘为我们学校的兼职教授。我前后有两位博士研究生和2位硕士研究生受陈龙生教授邀请前往学习交流，这对于提升我研究生的学术能力很有帮助。

第四个实例：我与成都理工大学油气藏地质与开发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结缘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学术交往经历。1995年8月10-12日我出席成都理工大学油气藏地质与开发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办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做了题为“Magnetic and mineralogic evidence of hydrocarbon microseepage above oil and gas reservoirs from Tuoku region in northern Tarim Basin”（塔里木盆地北部托库区域油气藏上方烃微渗漏的磁性与矿物学证据）大会报告。这个学术报告起到了两个作用：首先让我对这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研究方向有所了解。尽管成都理工大学是我们的兄弟学校，原来都隶属地质矿产部，但是此前我与该校同行基本上没有什么交往；其次，我的报告也许让同行对我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为此，1996年我首次申请这个实验室的开放基金项目，并一次“命中”，尽管当年经费只有1.5万元，我也没有敷衍了事，而是认真对待。项目结题展示的成果得到实验室同行和领导的认可。我们常用“回头客”来形容商业经营中的销售活动，其实科学研究也类似。我们一些对待科学研究认真负责态度的学者往往能够连续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就是这一理念的践行者。我们要摒弃那种“一锤子买卖”的急功近利科研行为，那样的科学研究不可持续。我的认真态度给“油气藏地质与开发工程国家重点实验”的同行和领导留下了良好印象，此后，我继续获得这个实验室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访问学者基金项目”（2000年1月至12月）和实验室重点基金项目（2004-2006）。这些项目的代表性成果还在2000年4月19日下午在美国新奥尔良召开的美国石油地质学家协会（AAPG）年会报告，并在石油地质地球物理专业刊物美国石油地质学家协会通报（AAPG Bulletin），石油科学与工程（journal of Petroleum Science and Engineering）和中国科学，科学通报英文版等刊物发表。这些项目为我的“油气藏上方烃微渗漏的磁效应”研究方向产出重要成果做出了贡献。

上述介绍的四个合作科学研究实例常常是我向后辈学者传授“科教鸡汤”的经典案例。这些实例告诉学术界的青年朋友，“时刻准备，不要功利”同样可以享受科学研究过程的乐趣。

文中涉及的日期来自我的日记，文中引文的作者均为刘庆生。

2022年12月7日初稿，计划12日提交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