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容忍更多的潜力股人才

——从郇真博士接收重要成果论文想起

刘庆生

（中国地质大学）

几乎在第一时间，我在一位青年学者的朋友圈里看到华中科技大学数理统计学院副研究员郇真博士被数学顶尖刊物接收论文消息。从网上她的学术经历介绍可以看出她属于一个典型的“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潜力股人才。郇真博士经历颇有点就像华人数学家张益唐，尽管成果不同，但社会效应相当《令我肃然起敬的数学家张益唐，科学网，2013年6月25日早上》。网传，张益唐可能又有重大成果问世，真可谓厚积薄发，可喜可贺。

据网上消息，郇真博士此前在中山大学以特聘研究员（也有说助理研究员）身份工作过一个聘期（一段时间），显然，她的“沉得住气”，“耐得住寂寞”状态也许无法适应中山大学的绩效考核而被解聘，当然，这都属于揣测。据说中山大学由于经费充足招聘了许多编制不固定的研究人员，为提升中山大学学术论文数量做出了努力和贡献。其实，我们冷静想一下，我国目前有哪些大学能够容忍一个应聘学者在聘期内没有多大“成果响声”？有多少大学在评审引进人才时对聘期内考核没有设置量化成果指标？即使有，也是凤毛麟角。我在相关文章中介绍过上海一所重点大学属于这种类型，他们对新聘青年学者聘期内没有设置我们一些大学常用的细化的量化成果指标，例如拿到一项国家基金项目，在什么刊物（通常参考中国科学院的期刊分区）发表多少学术论文，论文作者和奖励成员排序要求等。因此，我并不认为中山大学解聘郇真博士（如果真是这样）有什么不妥，我们一些实施“非升即走”人事政策的大学不就是这样做的嘛。当然，值得赞扬的是华中科技大学能够在这样情况下将郇真博士招入麾下，尽管具体过程不清楚。所以，郇真博士的经历属于典型的“潜力股人才话题”。我此前写过多篇文章讨论这个话题，例如《纠结的“潜力股人才”，科学网，2021年9月13日；再谈“潜力股与绩优股人才”，2022年8月8日》，从博文评论看，大家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

学术机构（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决策者们面对社会公众“请容忍潜力股人才”呼声常常会发问，什么是潜力股人才？如何鉴别潜力股人才？对于前者社会公众有一些约定俗成的理解，没有什么值得解释，无非是“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人才。然而，这需要前后呼应，即坐了十年冷板凳，最终还是要写出“没有空话”的文章，否则难以成为人们世俗眼中的“潜力股人才”。然而对于如何鉴别潜力股人才似乎谁也无法准确回答。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些基本认知和现象大致判断“潜力股人才”。首先具有良好的求学经历（学历）是潜力股人才的物质基础，努力勤奋刻苦钻研精神是潜力股人才的基本工作状态和表现形式，两者相辅相成。郇真博士北京大学本科，海外研究生经历，学习经历很风光，为此，我们可以推测她具有成为潜力股人才的物质基础条件，产出好成果也许只是时间问题。这类人才在科学史上并不鲜见，在任何时候都会存在。我在一篇文章曾经谈到20多年前一所重点大学基础学科一位学者潜心原创科学研究，沉寂了10年之久。据说，有的管理人员开始有点不耐烦了，后来这位学者成果一鸣惊人，院士荣誉称号和校长职位接踵而来。我并不认为评审引进人才看重学习经历（即学历）有什么不妥，这与“唯学历”不是一回事，即使是世界名校在招聘教职时也很看重学历，尤其是那些名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学历候选人总是这些学校的香饽饽。这也是为什么在欧美大学的华人教授中来自国内名校本科学历者占多数。我相信良好的学习经历的人中蕴含的“潜力股人才”几率会高一些。当然，这并是说平凡经历中就没有“潜力股人才”，我们一些低学习经历的大学者大专家就是“出身不由己，修炼靠自己”的模范人物代表《出身既已定，修炼靠自己，科学网，2013年5月16日》。

我们应当容忍更多成果产出缓慢学者的存在，他们中一定有一些属于“慢工出细活，出精品”的人才。这些“潜力股人才”虽然不能为机构成果数量做出什么贡献，但是他们属于“厚积薄发”，可能在某个时候产出我们期待的好的原创成果，就像郇真博士那样。“潜力股人才”由于成果产出严重滞后，会给他们自己和家庭生活带来困境，因为，迟迟没有成果产出，职称自然得不到升迁（没有让你离开就不错了），待遇就不可能提升。我相信，这方面他们会有足够的思想和精神准备。然而，我们应当努力营造一个宽松治学环境，不要给这些“潜力股人才”无形中造成精神压力，例如“非升即走”，“职称退步”的做法。如果那样，我们的“潜力股人才”就会面临经济和精神双重压力，这会严重伤害他们的身心健康，还可能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我相信，只要我们严把人才准入关口，让引进人才自由地“做自己的科学研究”，我相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定会做出称职的工作业绩和成果。正如德国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院院长扎夫曼说，“魏茨曼科学研究院给科学家完全充分自由的科学研究时间和空间，不考虑科学研究成果的应用和转化，只考虑未来需要”（简单的力量，科学网，2018年5月7日）。

2022年10月31日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