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者的尊严

刘庆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我们经常在一些公众场合看到一些年长学者的身影，听到他们一如既往的谆谆教诲，受益匪浅。这些年长学者凭借几十年来丰富的阅历，出色的科技成果和严谨学术态度活跃在各种场合。这些场合包括科技咨询、专业评审、学术交流、科普宣传和传播人生成长的“鸡汤报告”等。年长学者体现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中华传统美德对于提升我国社会公众的科学知识和人格品位及修养具有特殊意义。年长学者知识渊博，丰富经历而受人尊敬。听他们坐在大树底下，向人们娓娓道来他们成长过程中的逸闻趣事是一种人生享受。社会公众对于这些品德高尚，待人谦逊的年长学者科学家总是怀有深深的敬意。就像这次奋不顾身站在武汉抗击新型冠状肺炎一线的几位资深年长医学和公共卫生专家，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我自己几十年的成长过程中就深受诸多高年资专家学者的教诲和影响。我有多篇文章记录了我向他（她）们学习宝贵经历的过程，例如“学问大家游老师”，“向老一辈科学家学习”，“回忆30年前得到一位老科学家的帮助”及“感恩学术路上几位前辈师长”等。这些年长学者虽然年高，也许是长寿遗传基因加上长期坚持学习思考，依然能够焕发青春在科学研究一线与年轻人“并肩战斗”。正如我的文章“国家基金助我老有所为”中说：“我认为分几个项目给极少数研究基础好，成果丰硕，有点想法，身体健康，还愿意继续做点科学研究的退休人员，既符合法规，也可以理解”。

然而，也有青年学者在我面前抱怨，有的早已经不在学术一线从事科学研究的年长学者还会经常出席各种学术讨论会和成果评审会，并在会上发表“高见”。我也偶尔在一些场合见到和听到一些年长者，尤其是戴有相关“帽子”年长学者的高谈阔论，有的甚至远离原来学科专业大跨度地指导研究生。由于这些人一般拥有较为显赫的人才帽子或行政帽子，在国家、地方和单位层面曾经拥有较多话语权，习惯了在位时在同行面前“趾高气扬”，“发号施令”，“横加批评”。然而，任何人都无法逃避随着年龄增长，身体由健壮向衰老，头脑由清醒向糊涂转变的自然法则。这些长者由于长时间没有跟踪国际同行科学前沿，所以谈论学术见解一般只能重复早年的“成果”，或者自以为是的“新认识”。有的人对某些问题错误认识固执己见，引起年轻人的反感，使得年长学者的尊严受损。然而，我认为，年轻人还是应该容忍极少数年长学者的“胡言乱语”，姑妄听之。有的老年人“表现欲”较强，也许是他们晚年快乐生活的组成部分。这些属于学术上的“言论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不妨碍他人，年轻人大可不必为此烦恼。人都有衰老的那一天，说不定到时候你的唠叨更胜一筹。如果这样想一下，你也许就会释然了。

我自己是一位年过古稀的老者。我常常暗中告诫自己，并自定“规矩”：退休后视身体健康和头脑思维活跃程度适度参与某些学术活动，例如主持或参加科学研究项目、学术会议、研究生论文评审和答辩会等。当自己逐步感到力不从心时，即使盛情难却参加一些活动时，也要尽量做到少发言，“慎发言”，做一个忠实的听众和观众。为此，2014年我参加了最后一个专业学术会议（北京中国地球物理学术年会），并做专题报告。因为那时候我正主持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需要向同行及时报告阶段研究成果，这一成果第二年发表在国际专业学术刊物。2016年在武汉大学召开的“地球科学前沿国际研讨会暨中国地球科学促进会2016年会”做了一个题为“地球物理挑战”的报告，算是我向同行们汇报一点多年来我对地球物理学科中几个重大科学问题的疑惑和认识，权当抛砖引玉。同年完成了中山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高年资教师岗位”主讲“地球物理学”课程任务。至此，正式结束了我的教学与科研活动，并在去年交出办公室。尽管现在我的名字还会出现在国际学术刊物的论文上，那是我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年轻成员的研究成果，我会参与讨论并审阅手稿。

此后，我的退休生活转向了另一个“战场”，主要从事一些社会公益性工作，坐在大树底下向年轻人诉说“我那过去的故事”。多年来，我面向研究生和青年学者的“做自己的科学研究”和面向大学新生的“我谈大学生活”两个公益报告让我焕发青春，社会效果尚好。然而，每次准备报告时我总有点“诚惶诚恐”，生怕报告中有什么不妥内容被年轻人指责“倚老卖老”。因此，现在每天我依然要关心国内外学术界的大事，与时俱进，尽量让头脑衰老缓慢一点。当然，一旦糊涂苗头出现，我将果断放下，安享清闲生活。

 “长江后浪推前浪”，“新人终将超旧人”，我衷心希望我国学术界的同行们薪火相传，一代更比一代强。让辛劳一生的老人们，有尊严地度过幸福快乐晚年。

 2020年3月10日初稿，3月20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