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老乡是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一个人群。在我们国家各地城市普遍存在一些规模不等的老乡团体。自古以来，我们国家实行严格的户籍管制措施制约了人们的自由迁徙。因此，长期以来只有极少数国人通过各种途径在远离故土的他乡工作和生活。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与城市发展需求，使得广大农民离开他们祖辈生存的农村，来到城市打工生活。人们为了寄托对故乡及亲人的思念，自发组织形成了以自己或父辈出生地为基础的团体。这些老乡群体活动自由惬意，充满了浓浓乡情，“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就是这种情景的绝妙写照。

1975年8月，我们北京地质学院从北京正式迁往武汉，并在紧邻华中科技大学西边建校，更名为“武汉地质学院”，1987年又更名为现在的“中国地质大学”。当时，初来乍到，我们在武汉真可谓“举目无亲”。不久在老家工作的同学传来消息，告诉我们，比我们高一届来自吉安县横江镇的张先生在武汉钢铁学院（现为武汉科技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告知了他家的具体地址和联系方式。我们怀着“忐忑”心情尝试与张先生联系，看看他是否看得起我这个学弟，愿意交往。好在我们的主校区与武汉钢铁学院（属于青山区）同在武汉三镇的武昌这边，40多年前通讯联系很是不便，只好亲自前往寻找。张先生一家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两位老乡（我夫人也是吉安县人），刹那间打消了我们的顾虑。因此，张先生是我们在武汉的第一个“老乡亲人”。

张先生1964年从我们永阳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当时国家冶金部直属的武汉钢铁学院的龙头学科“耐火材料”专业，并以优异学业留校任教。夫人吴女士是湖北丹江口人氏，她是学校附近冶金行业一家医院的儿科医生。两口子待人真诚，热情和大方。我们为能在武汉结识这样一位品质高雅的老乡而感到欣慰。

至今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情景（大约1976年左右）。那时张先生家与人合住一套平房，他们只有一间房，显得十分拥挤。然而当年，由于我们是从北京搬来的新建学校，荣幸分到一套新建的38平米的两室一厅套房，羡煞了隔壁的华中科技大学老师。那时大学里面除了一些教授副教授能住上套房，其他老师一般都只能分到“筒子楼”的一间房。那种“筒子楼”的住户由于没有专用厨房，只能在楼道上房门口做饭，大家共享一层的卫生间和洗漱间。所以，一到开饭时间，楼道上“烟雾渺绕”，各家主妇或主夫尽情演奏“锅碗瓢勺进行曲”。同时各家生活水平也一览无余。由于当年鸡鸭鱼肉等几乎所有食品和生活用品都是按人头凭票供应，除了极少数有海外关系的人家可以通过特殊渠道得到一点好食品，各家生活质量相差无几。

记得当时张先生和吴女士的老大刚出生，客人来访吃饭时只好将小孩的摇篮搬到住房的外面。如今时过境迁，经过多次搬家，住房逐步升级，现在他们居住的已经是宽敞明亮的大套房了。值得张先生和吴女士骄傲的是他们拥有一对出色的儿女。俗话说：“一儿一女一枝花”，他家是我们四个老乡家庭唯一儿女双全的家庭。老大自幼聪慧，本科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在上海一家国企工作几年后下海创业，目前已经是一家私企老板，生活过得很是滋润。闺女大学毕业后留在身边工作，我们聚会时他们的女儿偶尔带着小孩出席，彰显了一家人的浓浓亲情。

张先生家里有很多感动故事，此举一例。当年她的夫人吴女士响应国家卫生部号召，前往非洲援外多年。他在家里真可谓里里外外一把手，既当爹又当娘。他在出色完成学校的教学与科研任务外（此外他还担任教研室党支部书记），将家务事料理得井井有条。当然，辛苦了几年，当吴女士圆满完成援外任务回到家中，他们利用国家政策购买的几大件国外名牌家用电器（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和组合音响等），着实让我们羡慕了好一阵子。当时，我们家里用的是武汉产的“莺歌牌”黑白电视机。后来，我利用和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合作给我的一点“外汇卷”才买了一台日产“东芝彩电”。张先生退休后，运用他过硬的“耐火材料”专业技术服务老家的一些私企，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武汉钢铁公司的王先生是吉安县值夏人。1970年武汉钢铁学院毕业后分配在武汉钢铁公司研究院工作。夫人李女士是湖北咸宁人，同在武汉钢铁公司工作。他大学期间与我一个同在学校的高中同学相识，进而与张先生认识。王先生是经张先生介绍我们相识，成了我的第二位吉安老乡。王先生在我们这几个老乡中属于计算应用软件方面的高手，虽然退休了，北京，太原，青岛多家公司争相聘他工作。他和张先生一样，也是退休后发挥余热的模范。王先生老两口精心培养了两个学霸闺女。老大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目前一家在加拿大定居生活。老二毕业于浙江大学，现在杭州阿里巴巴公司工作。他们老两口也在杭州购买了住房。王先生是我们四家中在服务女儿家庭方面最为出色，属于典型的“新时代的“孝子贤孙””（我一篇博文的题目）。多年来老两口奔波于加拿大和杭州两地轮流侍奉孙辈。老大给他们老两口办理了移民加拿大的手续，开始了异国他乡的定居生活。所以，王先生算是离开我们武汉吉安老乡团队的第一家，真可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老乡”。

武汉大学的刘先生晚几年加入我们这个老乡团队。他1968年从“华东水利学院”（现在的“河海大学”）毕业后先后在贵州、海南等地转战多年，凭借高超的建筑设计学功底调入武汉大学任教。刘先生也是吉安县值夏人，由同为值夏人的武汉钢铁公司的王先生介绍我们相识，成为我的第三位吉安老乡。刘先生娶了一名长沙姑娘周女士。当年周女士在长沙市可谓大名鼎鼎，她曾经荣获长沙市少年乒乓球赛冠军。刘先生是一个热情奔放的人，聊起天来思路清晰，思维敏捷，很是健谈。刘先生是我们四个“吉安老乡”中很有故事的人。他大学期间就显露出绘画才能。我看过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绘制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油画像，那真是栩栩如生，微妙微翘。他拥有国家注册建筑设计师资质。建筑设计可是当下我国炙手可热的行当。因此，刘先生虽然退休多年，但依然忙碌于他的建筑设计，也是“退而不休”，发挥余热。

此外，刘先生利用大学期间雄厚的数学物理基础，退休后一直业余从事“垂直起降飞机”设计研究，并获得过美国专利。尽管这项“业余科研工作”投入不菲，而且从目前来看成果转化的经济效益尚未显现，但他依然乐此不疲，不忘初心，顽强拼搏的精神实属可佳。去年，老两口还去珠海观摩国际航展。值得刘先生和周女士骄傲的是两个宝贝儿子，他们为吉安县值夏乡绕源村的刘氏宗族的旺盛香火做出了突出贡献。老大子承父业，大学专业是建筑设计，毕业后在上海工作，已是一名小有成就的建筑设计师。老二大学是计算机专业，也在上海一家公司工作。哥俩能够在上海这个大都市站稳脚跟实属不易，显示了他们的雄厚实力，真可谓“将门出虎子”。当然，老二至今没有成婚也是老两口的一件“心事”，好在老二心中有数，不用老两口操心。

我自己家庭比起上面三个老乡家要简单些。夫人是我高中晚三届的学妹，算是“兔子吃了窝边草”。去年我的老岳母（她和我们生活了整30年）仙逝后，家里就只剩我们老两口了。所以，我现在因事外出，基本做到：“夫唱妇随”。儿子在海外已经十多年，我们也已经习惯了老两口的“二人世界”生活。当然，比起张先生、王先生和刘先生三个家庭，我们就逊色了。他们三家都是“儿孙满堂”，而我们的孙辈尚在儿子媳妇的计划中。此外，作为家中的“男子汉”，我在“服务家庭”方面的表现实在不能与三位先生相比。因为，几十年来，家里的事务全是夫人“一人包办”，我是一个真正的“甩手掌柜”。所以，我发自内心真诚地感谢我的夫人长期以来对我事业的支持。我常说，如果我能有一点成就，“军功章的一多半”要给夫人。

去年上半年，武汉大学的刘先生告诉大家，在他们单位“发现”了一位吉安县值夏乡的晚辈老乡小刘。这位出生于本世纪70年代末的小刘，虽然比我的儿子大两岁，但比张先生、刘先生和王先生的老大还要小几岁，属于我们的晚辈老乡。小刘和他的夫人（湖北孝感人）本科和研究生都毕业于武汉大学，后来又一起到清华大学做了一年博士后，并在英国UniversityCollege London 访问一年。夫人还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做了一轮博士后，夫妻双双学有所成。小刘小小年纪就被武汉大学聘为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还是武汉大学的珞珈青年学者，正处在学术发展的旺盛时期。夫人也是所在大学的“南湖学者”，真可谓“夫唱妇随”，不亦乐乎。我们热情邀请小刘加入我们武汉的吉安老乡团队，小刘也给予热烈响应。他的加入意义非凡，标志着我们武汉吉安老乡团队“后继有人”。

衷心祝愿我的吉安老乡，

身体健康！

家庭幸福！

生活愉快！

2017年春节期间写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南望山庄

自左：王先生、张先生、刘先生、作者

自左：作者、张先生、王先生、刘先生

自左：作者夫人、吴女士、李女士、周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