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韦棣华女士（Mary Elizabeth Wood，1861-1931）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美籍图书馆事业家、教育家，中国现代新图书馆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创办文华公书林，推广公共图书馆理念；创立文华图书科（后独立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推行美式图书馆学教育，为现代中国培养了大批专才；推动美国归还多余庚款，为中国现代教育事业（包括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输血；代表中国图书馆协会参加国际会议，推动中外图书馆界交流；……自1899年来华以后，她一直都在为中国图书馆事业殚精竭虑、死而后已。可惜的是，但是我们很难看到她的著述,无法领略其学识。

目前所见，韦棣华最早于1907年5月23-29日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召开的第29届美国图书馆协会年会（Twenty-ninth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Held at Asheville, N. C. May23-29, 1907）上宣读了题为“LibraryWork in a Chinese City”（中译为《一座中国城市的图书馆事业》）的报告，后载于ALA Bulletin《美国图书馆协会通报》）第1卷。1924年，她编撰了The Boxer Indemnity and theLibrary Movement in China（中译为《庚子赔款与中国的图书馆运动》），由英文楚报馆(Central China Post, Ltd.)印行。同年，她还在ALA Bulletin《美国图书馆协会通报》）第18卷上发表“Recent Library Development inChina”（中译为《中国近年图书馆发展概况》）一文。此前，虽有学者提及韦棣华的这些著述，但既未见详细介绍，也无人提供原文或将其译成中文。

为了让学界同人更好地了解韦棣华女士的风采，特将她最早发表的“Library Work in a Chinese City”译成中文，以为纪念。

沿长江上行600英里，就到了武昌。那里是我们开创图书馆事业的地方。武昌与汉口隔江相望，是世界上最大的茶港，也是华中地区最为重要的贸易中心与铁路枢纽。因其在商业方面的重要性，武昌经常被人们称为“中国的芝加哥”。

渡过长江，来到武昌，你会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氛围当中。这座城市是整个帝国最大的文学中心之一。它经常被称作“中国的波士顿”，或“中国的中心”。武昌是张之洞的故乡。张之洞是当时中国最为重要的进步政治家之一，曾被柔克义公使称为“这个国家最伟大的学者”。他是《劝学篇》 (英译书名为China's Only Hope，回译即《中国的惟一希望》)一书的作者。张之洞相信，希望在于采用西方的教育模式。于是，他将这座城市确定为其湖广总督辖区的首府。正如人们经常提到的那样，武昌成了新学重镇。在旧政权的统治下，武昌是中国的一个学术中心，因为这里建有一座规模庞大的贡院，有时会有2到3万举子从湖广各地聚集而来，参加三年一度的科举考试。这种古老的科举制度在耶稣基督诞生以前数个世纪就已经存在了。现在，奉皇帝陛下的旨意，科举制度已经被永远废除了。整个帝国所有重要的官立学校都已经采用了西式教学方法。

自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从他们耻辱的失败当中，中国人不甘不愿地看到，中国是一个弱国。在寻找失败原因的过程中，他们意识到，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跟上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从中日甲午战争开始，这个国家开始了伟大的复兴，并且在它的这个历史阶段上留下了痕迹。

在武昌城内，你可以最为全面地看见中国这个古老国度当前在教育方面经历的巨大变化。张之洞总督已经在这里创办了大约100所学校。他建造了20至30栋西式大楼，并为其配备了从日本购买的学校用品。当时，为了满足教育需求，他还将私人房产、粮仓等充分利用起来。到了现在，连我刚刚提到的那座古老贡院也只不过是许多新式学堂中的一所而已。而在过去，人们对它敬畏有加，总是将其与外界隔离开来，而从未将其用于其他目的。张之洞将大量建筑拨为教育之用，连寺庙观宇也不能逃脱这个命运。在那里，你可以看见被丢弃一旁的异教神像与空荡荡的香炉，空置不用、布满灰尘的祭坛前摆放着学生的课桌椅，教师取代了僧侣与道士的位置。这座城市大约有8000名学生，已经初具一所大学城的雏形。学生来自华中各地，连北至北京、南到广州都有学生前来就读。至此，我已经详细展示了武昌作为学术中心的事实。但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里的情形，我还必须指出它作为军事重镇的重要性。当前，这里很可能驻扎着2万名士兵。他们的营房与练兵场就坐落在这座城市的显著位置，而你永远也无法摆脱号角声的袭扰。张之洞正在尽力提升军队的战斗力。他在这里创办了一所规模宏大的军校，可以容纳600名学生。军校只招收那些具有一定文化水平之人。在那以前，普通士兵一直都是最愚昧无知的阶层。为了提升他们的素质，军校每天都开设读、写、算术等课程。

在这座古老而又现代的中国城市里，圣公会拥有一份规模庞大、蒸蒸日上的教育事业，即始建于1871年的思文学校及由其发展而来的文华书院与文华大学。早期，它不得不竭尽全力去获取一个立足之地，就像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所有教会学校都不得不做的那样，因为中国人当时全都看不见自己典籍以外的其他教育的益处。但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前来就读的学生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学校只能为他们当中一部分人提供住宿，而申请住校的学生名单总是长长的一列。文华大学周围有一所神学院，那里的学生接受的是高级神学课程，大部分都使用英语。还有一所医学院，那里的课程全都使用英语，因为没有什么中文术语可以用来表达我们的医学思想。文华大学开设了好几个院系，学生来自中国的各行各业。其中，既有张之洞总督的家族成员，也有某个与他齐名的邻近省份总督的家族成员，还有总督衙门幕僚的儿子，以及湖广地区其他低级官员的儿子。学生名单上有许多人是商人与教师的儿子，还有许多人则是出身于劳动阶层。

文华公书林与文华大学密不可分，并为该校所有院系提供辅助。谦虚地说来，文华公书林是由美国几家友好图书馆的赠书发展而来的。当时，我们需要什么新书，就开列一个特别书单发出去，然后就会得到回应。我们也征求教科书，然后向学生竞价出售，而收入则全部用来增加馆藏。

就这样，通过这些各不相同的途径，我们已经建立起一家拥有3000多册英文书籍的图书馆。无论是在学期中，还是在假期内，学生持续不断地使用这些书籍，而流动图书馆也已经开始创立，随时都可以发挥作用。如果这家小小的图书馆没有建立起来的话，文华大学的教育事业早就遇到重重障碍了。我们现在希望将我们的影响力扩展到文华大学校园以外，推进我们所处的这个重要的学术与军事中心的这场声势浩大的教育运动。除了创办一家既有英文书籍也有中文文献的大型公共图书馆以外，我们不可能做得更好。官立学校与军校的学生肯定乐于享受图书馆带来的权益，因为迄今为止，每当我们为他们提供教育方面的任何东西，如开办科学讲座等等，他们都无比渴望地想要获得这种机会。我们试着开放了一间备有中文杂志的阅览室，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

自义和团运动期间北京的翰林院被焚以来至今，中国各地就再也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了。丁韪良博士(Dr. W.A. P. Martin，1827-1916，美国来华传教士、汉学家)在谈及这个话题时说到：

“如果巡回图书馆在这个国家确实存在的话，那么它肯定是舶来品。由其本质特征来看，图书馆就是收藏图书馆的地方。如果巡回图书馆办得起来的话，那么它将引入一种全新的力量，就好像镭一样，将会照亮黑暗，永不熄灭。”

中国的文献，数量既多，种类亦繁。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些中文图书收集起来，并按照某种规律进行分类，那将带来不可估量的益处。现在，中国文献里的某些珍贵古籍就掌握在一些高级官员与学者手里，放在他们家中。我们希望，如果我们能够办起这样一家图书馆的话，这些古籍可以捐赠或者借给图书馆，而不是像现在那些私人藏书楼那样，书籍被束之高阁，只有少数一些人有权去读。除了中文原创文献，还有历年来从英文、德文、法文等译成中文的大量译著，涉及科学、历史与文学等领域。这些译著中有许多是在日本出版发行的，因为据估计，当前大约有13000名中国留学生正在日本的大中专院校里攻读西学。

大约15年前，为了传播基督教义与一般知识，来华传教士们创建了圣公会差会，至今已经为在中国各地传播基督教文献与世俗文献做了大量工作。当然，我们希望，所有有价值的译著一经出版，我们就能购买入手。这些译著本身将会构成一个庞大的知识系统。

早在其转型过程中，日本就意识到公共图书馆作为教育一大要素的重要意义，并在其各大枢纽区域分别建立了两、三家公共图书馆。东京的帝国图书馆拥有400000多册图书，但它仍然不足以满足人民的知识性需求，即将扩建的图书馆大楼面积将比现在增加一倍。在那些热切地充分利用这家图书馆的人当中，也有就读于东京大中专院校的中国留学生。这意味着，这些年轻人将会认识到，有必要在他们自己的城市里创建一所图书馆。

塞斯·罗博士（Dr Seth Low，1850-1916，美国教育家、政治家）向我们慷慨捐资，使我们的图书馆基金得以成立，从而帮助我们让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他在谈及这个话题时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