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清河区的寿光

                                               李 沣整理

一、关于牛头镇起义

黎玉回忆录载：1937年“10月上旬，我赶回山东后，在济南召开了省委秘密会议，具体讨论了全省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策略问题。--------省委决定按东西南北中将山东划为10余个区，并计划在冀鲁边、鲁西北、鲁中、泰西、泰安、徂徕山、沂蒙山区、临朐一带、鲁东淄博矿区、长山、昌潍、寿（光）广（饶）博（兴）一带和胶东地区，分别建立10个军或支队。”据此，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林浩在博山召开会议，主持成立了中共鲁东地区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鲁东工委)并部署武装起义的问题。宣布鹿省三任鲁东工委书记，张文通任组织委员，杨涤生任宣传委员。鹿省三主持工委工作并分管昌邑、潍县一带，张文通分管寿光、广饶、博兴一带，杨涤生分管益都、淄川、博山一带并负责与省委联系。 鲁东工委建立后，张文通立即赶回寿光，向寿光县委传达了山东省委关于分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决定和鲁东工委的指示，并成立了由张文通任主席，马保三、王培汉、王云生、李文、王文轩为委员的军政委员会，发动和领导以牛头镇为中心的寿光、广饶、博兴一带的武装起义。

新编《寿光县志》载：1937年“12月29日，各路抗日武装奉命齐集牛头镇，正式宣告武装起义。起义部队分编为一、三、五、七中队和特务队、骑兵队、文艺宣传队，共700人，长短枪近500支。”此说有误，这次集结的只有一、三、五和特务四个中队，没有七中队，七中队这时还没有组建完成。八支队的完成组建和集结，是1938年3月18日的傅家庄集结。参加傅家庄集结和整编的除一、三、五和特务中队外，还有王文轩新组建的七中队。由于七中队人数和枪支过多，整编时又将其一分为二，分出了一个九中队。另外，益都县组建的十二中队、由五垞、郑家埝组成的十五中队，还有广饶王召进、吕中和带领的30多人编为十一中队。博兴的起义部队接到通知较晚，傅家庄集结时也加入了八支队。这次集结有一、三、五、七、九、十一、十二、十五共八个中队和特务队，含寿光、广饶、益都、博兴的起义武装，计2000多人，长短枪1000多支。傅家庄集结是完整意义上的牛头镇起义，它与鲁东工委建立以牛头镇为中心的寿光、广饶、博兴的武装部队的初衷相吻合。

在傅家庄整编期间，鲁东工委书记鹿省三来到八支队，帮助我们总结了起义、建军、作战的经验，并提出八支队东去支援七支队发展的新任务。3月23日，八支队告别寿光父老，分兵3路，浩浩荡荡踏上了东进昌（昌邑）潍（潍县）、胶东并转战沂蒙的征程。

八支队东进后，寿光青年成群结队追赶八支队，如王高组成400人的一个大队徒步赶到黄县参加八支队；1939年底，又有1000名寿光青年，徒步越过胶济铁路前往临朐参加八支队。

七、八支队回师寿光南征沂蒙

八支队可以说囊括了整个寿光的党组织和武装力量。八支队离开寿光，客观上造成了寿光党组织和武装力量的空缺。寿光的张景月趁机招兵买马，软硬兼使，抢站地盘，称霸一方。

1938年春，张景月接受了国民党鲁东行署的委任，竖起了“山东抗日救国军鲁东第一支队”的旗帜，招降纳叛，编成四个梯队，发展到八千多人，自任支队司令。秋，国民党山东省长沈鸿烈把张景月部队编为山东省保安第十五旅，兵力达到一万人左右。十五旅辖六个团和三个直属营，寿光大地一时处于张景月的掌控之下。1939年，张景月又被国民党任命为第十四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十四区辖寿光、广饶、临淄、蒲台、薄兴五县，集控制区党政军财大权于一身。

八支队东进昌潍与七支队会师后，成立了八路军鲁东游击队指挥部，统一指挥两支队的行军、作战、训练等重大事宜。马保三任指挥，韩明柱任副指挥，鹿省三兼任政委，然后东进平度、掖县、黄县地区，龙口扩军后，又根据省委和新成立的中共清河特委的指示，挥师西进寿光，然后过胶济铁路，进军沂蒙山区，开辟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

这次八支队返回的寿光，与八支队创建时的寿光大不一样，这时的寿光已经成了张景月的天下。为减少摩擦和防止意外，马保三亲赴张景月司令部所在地潍北固堤镇，与张举行谈判。马保三首先申明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七、八支队此次路过家乡西上的目的。张景月得知七、八支队只是路过，心中的石头落了地，连忙满脸堆笑，好话说了一大串，表示愿为七、八支队提供方便。 谈判结束后，部队途径寿光县境时，分成多路前进。沿途人民群众听说八支队回来了，纷纷走出村头，迎接子弟兵。指挥部人员途径寿光城南胡营村时，原八支队七中队队长、后率部投奔张景月的孟祝三在村头迎候，他见到马保三后，滚鞍下马，敬礼致意，并假惺惺地声言，他有意回归八支队，对于如此朝秦暮楚、反复无常之辈，马保三一笑置之，并告诫他，只要真心抗日，不分彼此，愿他好自为之。说罢，颔首为礼，策马而行，避免了与张部的摩擦。很快通过了张的“防区”，在临淄县苇子河一带遇到前来迎接部队的中共清河特委书记霍士廉及其他领导同志。

 12月上旬，林浩等率领四支队的一个团从鲁南来到邹平，代表上级党组织对七、八支队慰问，传达了中央指示张经武等同志带领一批干部来到鲁中，正在筹建八路军山东纵队，山东分局指示七、八支队速过铁路南下，参加创建沂蒙山区根据地的斗争。12月中旬，七、八支队从淄河一带穿过敌人严密封锁的胶济铁路，被编入八路军山东纵队。从此，这支迎着抗日的烽火揭竿而起，在鲁东、胶东大地转战一年之久的人民抗日游击队，变成了正规的八路军，成为活跃在山东抗日战场上的一支劲旅。

三、中共清河特委进驻清水泊

1938年5月下旬，根据山东省委的要求，中共中央派郭洪涛率干部约50余人来山东工作。其中先后到清河区工作的有霍士廉、杨国夫、鲍辉等。同时，建立中共清河特委，由霍士廉任书记。

清河区辖胶济路北，小清河两岸，西到章丘、历城，东到寿光、益都，后扩展到昌潍。这时活跃在清河区的主要武装力量是由黑铁山武装起义组成的番号为“山东抗日救国军第5军”和临淄县的游击第3大队。1938年6月16日，省委决定：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5军和3大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3支队”，马耀南任司令员，霍士廉任政委，杨国夫任副司令员，鲍辉任政治部主任。

1、清河区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和整编

由于七、八支队的东进和南征，寿光及附近几个县的党组织和武装力量出现了空缺。中共清河特委建立后，从5月至10月，特委抓紧恢复和建立充实各县的领导机构。中共潍县、寿光、博兴、淄川、益都、博山、邹平、临朐、临淄、昌潍、安丘等县委相继建立或改组。

1938年6月，李培槐回寿光改组了寿光县委，李培槐任书记，李雪峰任组织部长。

1938年10月，中共清河特委在临淄县的苇子河召开了县委书记和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议由特委书记霍士廉和特委军事部长杨国夫主持。根据山东省委的指示，会议布置和讨论了建设抗日根据地的问题：重点是建立地方党组织，发展党员，发动群众组织抗日自卫团，建设地方武装。各县建立县大队、独立营、区中队。根据上述部署，中共寿光中心县委成立，分管寿光、潍县、昌邑等县的党的工作，张海邦（原名张文韬）任书记，李雪峰任组织部长，赵寄洲任军事部长，于1939年2月开始发动群众建立县区武装，对8支队在清水泊疗养已恢复健康的伤病员及一部分难以归队的干部战士，通过县区党组织联系动员他们集合，各区委也动员了些年轻人，2月下旬以收缴顽固派张景月部插存的枪支为起点，集合队伍正式成立寿光县独立营，营长赵寄舟，政委张海邦。几个月内寿光县独立营得到很快发展，各区建立了区中队。1940年1月奉3支队命令，寿光独立营改建为独立团，团长赵寄舟，副团长隋维唐，政委张海邦，后换张振乙，政治处主任李雪峰。全团700余人，下设第1、3、5、7和特务连等5个连队。1940年7月发展到1000余人，年底发展到1200余人。1940年底寿光独立团及一部分县区武装升级，编为3旅9团，团长赵寄舟，政委岳拙元，全团1500余人。寿光党组织和武装力又得到恢复和发展。

清河特委和三支队北上，进驻清水泊

原来的山东抗日救国军第5军和临淄县的游击第3大队及后来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3支队”，主要活动在济南与昌潍之间的胶济路沿线。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日军暂时停止了正面进攻，回师华北，对我军的“清剿”和“扫荡”越来越频繁；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率鲁北行署主任何思源及部分武装也由鲁西进入鲁北，极力网罗国民党反动势力，限制八路军清河区的发展。在此背景下，三支队的活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和挫折。1938年10月，日伪军集中3000余兵力，从辛店、淄河、张店、周村向北“扫荡”；1939年2月26日，三支队十团副团长刘斗忱与日军激战中牺牲；3月，三支队选派82名干部、战士去沂水受训时遭国民党王尚志部的拦截袭击，210多名干部、战士被俘；6月，3支队主力6000余人，在邹平西北的刘家井子一带集结，济南敌酋松本少将调集青城、张店、周村之敌6000余人奔袭我军，破坏了我军计划；7月22日，马耀南、杨国夫率部队东进临淄，遭敌合围，马耀南在指挥作战中英勇牺牲；8月中旬，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纠集9股土顽势力计4000余人，在淄河流域围攻3支队10团，制造了“淄河事件”。由于频繁的战斗，部队严重减员，如七团从2000多人减少到几百人。清河区委书记景晓村言：“多次战斗失利的实践证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在紧靠铁路沿线两侧敌人敏感地区坚持与敌人的正面斗争是失策的。象刘家井这样的阵地战，我们是拼不过敌人的，必须改变斗争策略。为此，杨国夫司令员等多次向山东纵队领导反映情况，陈述利弊。”

9月，山东纵队副指挥王建安到三支队帮助整训部队，并与三支队副司令员杨国夫一起，到八路军第一纵队机关驻地沂水县马牧池村，向徐向前、朱瑞针对第三支队的不利处境，汇报工作和请求指示，杨国夫汇报说：三支队“如仅在胶济铁路以北、小清河以南的狭长地带游来游去，不是长久之计。”徐向前明确指示：“第三支队应撤出胶济铁路以南的小块山区根据地，全力坚持清河平原游击战争，先在寿光的清水泊地区建立根据地，然后向小清河以北发展，到黄河入海口两岸的广阔地带去建立后方，逐步扩大游击区，并打通与冀鲁边区的联系。”这一指示，为清河抗日根据地的发展确定了正确的方向。10月下旬，王建安再次来到第三支队，首先传达了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队《关于三支队重大战略转移问题的决议》，同时宣布了第三支队新的领导班子：杨国夫任司令员，徐斌洲任政治委员。

1939年9月，按中共中央通知，中共清河特委改建为清河地委，11月份，地委在寿光牛头镇召开一次政府工作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草拟了一个“施政纲要”。会上决定加速筹建清河区专员公署，以加强全区政府工作的领导。但由于3支队此时不在路北，清河区根据地感到空虚，顽固派不断地骚扰，清河区的党和人民都盼望3支队早日北上。

  1939年9、10月,寿光独立团在团长赵寄舟、政委张文韬领导下，以清水泊为依托，到处打击敌伪并配合胶东八路军开辟了潍县四区与昌邑北部地区。经龙池、柳疃等战斗，使潍县四、五区，昌邑三、四区，寿光一、五、六、七、八、九、十区联成一片，扩大了根据地，并打通了与胶东根据地的连系,为清河地委和三支队进驻清水泊，创造了有利条件。

  根据八路军山东纵队的命令，1939年11月，第三支队从鲁中山区淄河流域的上庄、池上一带出发，兵分两路，北越胶济铁路，回师清河平原。东路为第三支队司政机关和基干二营，在司令员杨国夫、政委徐斌洲、副司令员李人凤的率领下，从张店东侧越过铁路，冲破敌人的堵截，直插清水泊地区。西路由基干一营营长李汝琴、教导员李曼村、副营长韩子衡率领，挺进长山、邹平、高苑、青城地区。另派新编第三大队作为先遣队，先期跨过小清河，到高苑一带活动，为迎接第三支队北渡小清河创造条件。东路部队于11月底在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县边区与由景晓村带领的清河地委机关会合。3支队与清河地委会师后，杨国夫向景晓村等传达了徐向前、朱瑞等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汇报了向清河平原进军的部署，进一步明确了巩固和扩大清水泊根据地的方针和任务。不久，地委机关和第三支队继续北上，抵达清水泊地区的央上村、郑家埝、牛头镇、邢家茅坨、南北台头、冠家坞、李家坞一带。

  清水泊，方圆百里，泊内地形复杂，芦苇杂草丛生，便于开展游击战争。其东南方牛头镇是第八支队起义的地方，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其西北靠近小清河，渡河即可开辟广（饶）北、垦区。清河地委和第三支队驻进这里后，为进一步动员全体抗日军民，同时也为扩大共产党、八路军的政治影响，在郑家埝召开了“进一步扩大清水泊革命根据地，坚持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万人誓师大会。景晓村、杨国夫等领导先后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了目前的战斗任务，强调了巩固和发展清水泊根据地的重要性。在王建安的主持下，成立了清河区军政委员会，景晓村任书记，杨国夫、徐斌洲为委员，统一协调清河区党政军工作。

清河地委和第三支队进驻清水泊地区后，驻守在寿光县的国民党顽固派、山东保安第十五旅旅长张景月既怕又恨。当时张景月的总兵力有6个团，共7000余人，势力达于寿光、潍县、昌邑、益都、广饶等周边各县。他自恃有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作靠山，以正统自居，不断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施加压力，制造磨擦。经常派出特务队进行袭扰和破坏，企图把清河地委和第三支队从清水泊地区挤走。他还暗中派人与日军勾结，多次配合日军袭击根据地内的抗日武装和村庄，并在袁家桥建立了一处据点，作为向根据地进攻的桥头堡。为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张景月部的肆意侵扰和进攻，第三支队司令员杨国夫于1939年11月下旬发出东征反顽命令。至1940年春，第三支队先后拔除了张景月部设在朗家营、王高等地的据点，并攻占了张景月的常驻地垒村，迫使张部退守到寿光县南部。八路军收复了清水泊周围的大片地区。

   随着清水泊根据地的开辟，清河区的抗战形势逐步好转，除清水泊根据地外，从东向西还有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县边区及临淄北部、长山、桓台边区的几块根据地。1940年5月5日，清河区国民参议会、清河区专员公署成立大会在广（饶）、临（淄）边界的李家琚高村隆重举行。各界代表、社会贤达以及清河地委所辖各县代表参加会议。会议选举生产清河区第一届国民参议会，景晓村任议长，孙鸣岗任副议长；选举产主清河区行政专员公署，选举李人风任专员。接着，各县、区都先后召开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县参议会和县区政权机关。

  在此背景下，1940年6月，寿光县民众代表在牛头镇举行第一届参议会选举，李寿岭当选为参议长，李挺、赵寄洲当选为副参议长，刘季清当选为县长，建立了寿光历史上第一届民主政权。

  中共清河地委、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在清水泊地区站稳脚跟后，随即筹划实施第二步战略目标，向小清河北继续发展。

 三、跨过小清河、建立大后方

  1939年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副指挥王建安在寿光央上向清河地委传达了山东分局、山纵关于“三支队和清河区要向小清河及黄河以北发展”的指示。并决定由景晓村、杨国夫、徐斌州三人组成清河区军政委员会，由景晓村任书记。

  1940年元旦，在王建安的主持下，清河军政委员会在寿光郑家埝召开会议，传达了山东分局、山纵对发展和坚持清河平原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和“巩固河南、向北发展，开辟河北，整理部队、创建根据地”的战略部署。会议决定，第一步巩固益、寿、临、广和以寿光清水泊为主的抗日根据地，第二步渡过小清河，向小清河和黄河之间发展。

  2月下旬，第三支队除基干三营在小清河南巩固清水泊根据地以外，其它主力从牛头镇、央上出发，兵分两路渡过小清河北上。东路由后方司令部司令员马千里率特务连、基干二营六连及机关干部进入博兴和广北地区；西路由李曼村、韩子衡带基干一营到高苑大史家一带。部队到达博兴、高苑一带后，即深入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组织自卫团、游击队、建立地方政权和党的组织，很快站稳脚跟，建立了根据地。

  3月3日，日伪军得悉清河区后方司令部及特务连在博兴王文一带时，星夜纠集广饶、博兴、史家口等据点的300余日伪军，企图消灭后方司令部。特务连在指导员朱志明和副连长丁连发的指挥下，与敌激战，打退敌人十余次冲锋，迫敌于黄昏时狼狈溃退，后方司令部经二个多月的努力，开辟了以陈户为中心的方圆五十余里的根据地。

  博兴根据地的建立，引起了国民党鲁北行署主任何思源的恐慌，遂纠集国民党军刘景良、成建基、李青山、周胜芳、杜孝先、薛汝华等4000余兵力，分六路进至王浩、贺家一带，进攻八路军后方司令部特务连和博兴青年中队。企图将此地的八路军消灭或驱走。杨国夫司令员率基干一、三营从高苑来援，在博兴刘官庄一战，歼灭顽军精锐海军陆战队薛汝华部大部，其余各路顽军纷纷溃逃。

  4月5日，杨国夫率基干三营经西燕、桑科追至纪家疃，将从广、寿败退的伪十六旅三团成建基部500余人包围。黄昏时发起总攻击，毙伤敌200余人，国民党广饶县党部书记兼成建基团政训处主任黄寿轩在逃跑时淹死在小清河中。

  此后第三支队又开辟了广饶北部之北隋、牛家庄、史家口以及高苑等大块根据地。

  9月21日，三支队基干一、三营在高苑、魏家堡伏击并全歼日军一部，毙日军30余名，生俘1名，缴获轻机枪两挺，掷弹筒两门，日式步枪30余支。这是三支队跨过小清河后第一次全歼日军的战斗，大大震撼了敌人。

接着何思源又纠集刘景良、朱仲山、高竹君、薛汝华等部向坚持在高苑史家一带的三支队基干三营发起攻击。经八天激战，基干三营毙伤顽军500余人，迫顽逃窜。同时蒲台县国民党保安第九团团长王雪亭不满国民党的反动政策，率部起义加入八路军。

1940年9月，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决定，把清河区的主力部队改编为山东纵队第三旅，下辖七、八、九三个主力团，由许世友任旅长，刘其仁任政委，杨国夫任副旅长。七团在广饶北、博兴一带活动，九团在广饶、寿光一带活动。

1940年10月，中共清河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博兴纯化镇召开，大会决定撤消中共清河地委，成立中共清河区党委，景晓村任书记，清河专员公署改为行政主任公署，李仁风任主任，下设清东、清中、清西三个地委。寿光属清东地委。至年底，全区17个县已建立10个抗日民主政府。在1940年清河区第二届参议会上，寿光的抗日民主人士李植庭当选为区参议长。

11月，何思源和国民党鲁北专员兼保安司令刘景良再次纠集周胜芳、薛汝华、成建基、张景南、高竹君、杜孝先、朱仲山等顽军共达6000余人在高苑、青城、滨县、蒲台边区向八路军三支队进攻。三支队与敌先后进行了王家寨、杜寨等战斗，在杨国夫、徐斌州的指挥下，经史家一战，歼灭了薛汝华二团和一团一部，彻底粉碎了敌之进攻。随后又乘胜将敌保安四团包围在王家庄，歼敌200余，反顽会战胜利。高、青、邹、长、博、蒲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联成了一片。

1940年11月，山东纵队第3支队奉命整编为山东纵队第3旅，许世友任旅长，刘其人任政委，杨国夫任副旅长。此时，清中、清东、清西三个地委各建一个独立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以华北为其后方基地，要确保“无后顾之忧”,频繁地“扫荡”和“蚕食”清河根据地。“皖南事变”之后，清河区国民党顽固派更加疯狂的不断向我军进攻。在这种形势下，3旅既要保卫和巩固已开辟的根据地，又要完成向黄河北发展，开辟垦区的新任务，斗争是极其尖锐、复杂的。

  为保卫广、博、蒲、高、青根据地，清河区党委、三旅（三支队改变后）决定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1941年元月，三旅九团二、三营在团长赵寄舟、政委岳拙元率领下扫除了何思远及当地土匪武装，解放了利津东部以八大组（永安镇）为中心的黄河右岸广大地区。他们正准备继续向北发展时，清河区奉命组建清河独立团，东下胶东参加了五个月反投降战役。七八月间重新开辟垦区。

  1941年6月，盘据在黄河左岸的利津、沾化一带的国民党鲁北行署主任何思源，再次调集其属下周胜芳、张景南、傅相坤、成建基、李青山、徐振中等土顽部7000余人，组成“剿共联军”，南北夹击我军，妄图聚歼我军于广北地区。我南路、北路各军强攻后，迅速追击敌军，这次战斗共毙伤俘伪军650余名。此役后，3旅与伪军何思源部以黄河为界，形成隔河对峙局面。

  1941年9月18日，山纵电令3旅北进，以打通与冀鲁边区的联系。清河区党委、3旅立即组织力量，向利津以北、沾化以东地区进军。3旅北渡黄河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行动，遭到盘踞在以沾化县义和庄为中心的何思源部的极力阻挠。与何思源谈判未果，杨国夫副旅长亲率3旅主力跨过黄河，一鼓作气解放了罗家庄、宋家庄，逼近何思源的老巢义和庄。10月2日攻克义和庄，继而又攻下老鸹嘴、太平镇，何思源率残部仓皇逃跑。此役共歼灭何思源部3000余人。义和庄战斗的胜利结束，标志着清河区平原最大的根据地——垦区根据地的正式形成。  

垦区，从广义上讲，泛指利（津）、广（饶）、沾（化）、无（棣）东部的滨海地区。从狭义上讲，它南起辛镇，北到罗镇，西到双河镇，东邻大海，南北东西纵横均约50公里。从此清河区部队的后勤机关、学校、医院、兵工厂、银行、报社等单位相继在八大组安营扎寨。这里成了清河区八路军的大后方，直到抗日战争胜利，起到了很好的支援前线的作用。至此，清河区八路军主力基本上完成了向小清河北、黄河以南广大地区进军的任务，西起高、青，东至黄河入海口除有少数敌人据点外，基本上为八路军所控制，大大改善了共产党、八路军在清河平原的战略地位。

四、鲁北行署主任何思源与张景月

抗日战争早期，鲁北和寿光地区有两个重要人物，即鲁北行署主任兼保安司令何思源和保安十五旅旅长张景月。这两个人物早期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后来反共，但与日军有矛盾，没有投降。

1938年，日军已经占领山东铁路沿线的主要城市。山东省国民党政府主席沈鸿烈走投无路，投奔到聊城军阀范筑先门下，把省政府设置在聊城南面的张秋镇。

范筑先有正义感，爱国抗日，队伍发展到5万多人。沈鸿烈的反共、媚日，与范筑先产生了尖锐矛盾，范筑先称沈鸿烈为“蟊贼”，说“沈鸿烈不是来抗战的，他是来帮助日本人的。”

沈鸿烈在聊城呆不下去了，就与教育厅长何思源商量将省政府迁到鲁北。1938年10月，何思源与沈鸿烈在鲁北惠民会合。当时鲁北地区包括4个专区，27个县。俩人会合后就对鲁北地方武装进行整编。超千人的部队给“保安旅”的番号，千人以下的给“保安团”的番号。德平的徐仲扬部为保安第五旅，无棣的张子良部为保安第六旅，博兴的周胜芳部为保安第八旅，寿光张景月部为保安第十五旅，广饶李寰秋部为保安十六旅，保安团有30多个。这些地方武装成分极其复杂，有些是抗日武装，有些是地方的地主势力，有些打家劫舍、行土匪之实的武力团夥，整编后依然各行其是。

沈鸿烈任青岛市长时，大权独揽，一言九鼎，干了些实事。但抗战时的鲁西也好，鲁北、鲁南也好，掌权的都是地方武装，沈鸿烈想反客为主，独断专行，对日又持投降政策，因此不断受到地方武装的抵制，在聊城、惠民、鲁南情况相同。如沈鸿烈带领部分海军陆战队过黄河到博兴、高苑时，当地吴德胜部队就挖沟修筑工事，开枪射击，不准沈鸿烈通过。这时沈鸿烈又接到日军第五师团要“扫荡”鲁北的电报，决定“金蝉脱壳”，对何思源说：他要去鲁南，并任命何思源为鲁北行署主任。

1939年2月，日军第五师团和一个骑兵连队，向鲁北扑来。何思源说：“由于各地整编的‘保安部队’都没有经过正式训练，抗日救国的目标也不明确，可以说近乎‘乌合之众’，无力抵抗日本正规部队，因而日军一到，他们也就四散奔逃，插枪隐蔽，几乎无人抵抗，仅三、五天时间，鲁北即全部陷落。”

日军“扫荡”以后，何思源对鲁北行署进行了调整和重建。行署机关名义上驻沾化义和庄，实际上经常流动于无棣、沾化、惠民、利津、滨县、蒲台和垦区一带。何思源统率的部队主要有海军陆战队的一部分和吴德胜部，五区特派员刘景良部，十区特派员梁建章部，十四区特派员张景月部。除去这四股主力外，还有各县活动的部队，如广饶的李寰秋部，博兴的周胜芳部，邹平的张景南部等。但这些部队与何思源没有形成严格的隶属关系，各部互不相通，各自为政，并为抢夺地盘互相争斗。不少部队对何思源也是敬而远之，阳奉阴违。

1939年下半年到1942年，何思源进入鲁北抗日的第二阶段：即生活困苦，处境艰难，危险频生的时期。

1938年，何思源的鲁北行署，与杨国夫领导的三支队还能相互尊重，共同抗日。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基本方针，沈鸿烈指示何思源部将反对共产党的抗日武装部队放在首位。1940年4、5月沈鸿烈命令何思源向杨国夫率领的三支队进攻。由于三支队隔断了张景月部与行署的联系，何思源为了打通南北交通线，抽调第五专区张新阶部，保安第十六旅成建基部，向小清河下游的广饶进攻，与三支队发生了正面交火，双方和平相处的局面从此打破。

1940年7月，沈鸿烈来电，让他去鲁南任职。何思源和随同人员乘帆船南下，路过羊角沟，到了张景月的驻地，张景月派人护送南下，经安丘到达沂水的省政府住地，见到了沈鸿烈。原来沈鸿烈在鲁南已经呆不下去了，想何思源来帮他一把，让何思源来鲁南述职是个幌子。当时在鲁南驻军的于学忠任苏鲁战区总司令，几乎是光干司令的沈鸿烈还摆官架子，高高在上，想摆弄于学忠，让其进攻、屠杀共产党的抗日武装。于学忠义正词严地说：“八路军山东纵队归我战区指挥，共同抗战，我又怎么能打共产党呢？”于学忠不听沈鸿烈指挥，在日军和八路军的夹击下，沈鸿烈及及可危，将何思源带来的一百多号人马全部用来堵截八路军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何思源向沈鸿烈提出辞去鲁北行署主任的职务。沈鸿烈不同意。何思源说我不懂军事，沈鸿烈又派时任山东保安政治部主任的邓继禹为鲁北行署副主任做为何思源的副手。何思源无奈，又从鲁南返回鲁北。

1940年9月末，何思源、邓继禹携带部分随员由鲁南北返，经昌乐越过胶济线进入寿光地，受到鲁北行署第十四专区专员张景月的接待。张景月的部队当时住在弥河两岸的垒村、孙云子、和尚家村一带。何思源到达时，张景月在斟灌留下一个连作为何思源的警卫，留秘书丁岚生具体照料何思源。丁岚生觉得何思源在斟灌不安全，返回孙云子向张景月汇报。于是张景月又决定让何思源一行全部移住南孙云子，与张景月的司令部住在一起。

南孙云子村不大，两部人马混住在一起，非常拥挤，目标也太大。1941年春节前后，何思源与张景月决定：何思源率随行人员驻南孙云子，张景月的司令部移住尚家庄，两村相距一公里，可以互相联系照应。

由于何思源对鲁北行署的前途已经悲观失望，在寿光一住就是半年。在这期间，他对张景月统辖地区的人事和武装力量进行了调整。当时张景月的第十四专区辖寿光、广饶、临淄、博兴和浦台五县。张景月虽为十四专区专员，但有名无实，他的活动区域主要局限在寿光。何思源利用鲁北行署主任的权力，重新疏通任命广饶、博兴的县长和保安团长。这时丁岚生的一个同学常润斋来找何思源，常是临淄伪军头目王砚田的亲信。当时国民党十四专区各县几乎都是八路军、国民党地方武装、日伪军并存的局面，唯独临淄没有国民党的武装。何思源、张景月商量决定，让常润斋捎信给王砚田，让王砚田任临淄保安团长。从此，驻张店的日军向东行动，临淄的王砚田都能及时向张景月通报。这时，国民党十四专区五县的县长、保安团长，几乎都成了张景月的人。张景月的力量得到迅速增长，成为鲁北国民党武装的最强大的一支。

1941年4月，何思源准备返回鲁北，广饶、博兴的周胜芳、成建基和张景月的人在弥河东岸的贤村住了几日后，护送何思源返回了鲁北。

何思源返回鲁北没有几天，得知住在天津意大利租界的他的妻子和儿女，都被日军做为人质绑架了，用此逼迫何思源投降。何思源虽然秉承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但他抗日的民族气节依然坚定不移。妻子、儿女被绑架后，他写了两封遗书，表达了抗日到底的决心。因为他妻子是法国人，他利用自己的各种关系在国内和法国制造舆论；他妻子、儿女是天津意大利租界被绑架的，为给意大利政府施加压力，他把鲁北的意大利教士和修女70人扣押作为反人质。意大利大使为此专门找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交涉。由于国际舆论的压力，日军又把何思源家属送回了天津。

1941年12月，蒋介石将沈鸿烈调往重庆，任命于学忠部下牟中珩为山东省政府主席。牟上任后进行人事调整，任命何思源为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

1942年2月，何思远离开鲁北行署，到了寿光尚家庄的张景月处，何然后由丁岚生护送到了弥河东的镇武庙孟祝三团部，孟祝三又率部护送何思源过胶济铁路，辗转去鲁南任职省教育厅长，结束了鲁北行署主任的抗日反共生涯，恢复了一个教育治国者的本貌。

五、小清河南岸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为巩固其在华北的殖民统治，使其成为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一方面加紧了在占领区的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一方面集中日伪军反复残酷地“扫荡”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1941年3月至1942年10月，敌人连续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采取“清乡”、“蚕食”、“扫荡”和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等手段，妄图缩小直至摧毁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以巩固和扩大其占领区。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推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部分国民党部队在“曲线救国”的密令下陆续投敌，配合日军夹击八路军。

在敌人穷凶极恶的进攻下，清河区特别是小清河以南地区的形势急剧恶化，共产党的地方干部和八路军地方武装损失严重。1941年1月5日，日伪军在益都县抗日堡垒东朱鹿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东朱鹿惨案，清东地委组织部长李寿岭、益（都）寿（光）县委组织部长刘旭东、宣传部长张鲁泉及干部群众20余人惨遭杀害。1月18日拂晓，日伪军1000余人突然将广饶县刘集村包围，制造了更令人发指的刘集惨案。在这次惨案中，牺牲和遭杀害的党政干部、八路军战士及群众共79人。9月，日军纠集千余人，对小清河以南益寿临广四边根据地连续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轮番“扫荡”，其中仅几百户的张淡村被全部烧光，残杀无辜群众200余人。1942年5月，益寿临广四边县委在临淄南下庄召开“红五月”宣传大会时，遭到日伪军包围，县委书记丁一民和干部群众30余人惨遭杀害。从1941年到1942年上半年，日军对益寿临广四边县的大小“扫荡”达50余次。1943年5月，寿光五区分队，在永和村遭敌包围，区委书记郭民、分队长刘德艺光荣牺牲。

日军为了达到全面摧垮四边根据地的目的，残暴地推行“囚笼政策”和“保甲制度”，每“蚕食”一地，立即修筑碉堡、岗楼，大挖封锁沟，建造封锁墙，建立伪政权。四边根据地被压缩在东西、南北不足10公里的小圈子里。

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加强地方性，开展分散性游击战争。 1942年1月28日，中央军委发布统一山东军事指挥令：山东纵队所属部队划为地方军，山东纵队司政机关改为山东军区司政机关。据此，山东纵队3旅奉命改编为八路军山东清河军区，杨国夫任司令员，景晓村兼任政委。清河军区辖清东、清西、清中、垦区四个军分区和军区直属团。

 我军改组刚完，6月9日，日军纠集第6混成旅团及青岛、潍坊、惠民、益都、广饶之敌计5000余人，骑兵300，汽车数十辆，采用“长途奔袭，分进合击”的战术，向我清水泊根据地“扫荡”。此时，清河军区司令员杨国夫率直属团2营，清东独立团长董酉炳、政委岳拙元率独立团一部，清东地委书记韩克辛率地委机关分驻清水泊根据地内牛头镇、孙家庄、北河等村开展工作。我军陷入敌人重重包围之中。根据“敌进我进”战术，清东独立团向牛头镇东北八棵杨树猛插，从常、宋二庄突出重围，杨国夫司令员的警卫员王来西为掩护部队突围壮烈牺牲；直属团3营及地委机关从南、北台头突围，清东地委组织部长王博民等壮烈牺牲。经过激战，我军分散先后突出重围，粉碎了敌人围歼我指挥机关的企图。

我军清水泊突围后，小清河南根据地，大部被敌人“蚕食”。日军利用小清河、黄河天然屏障，在小清河南岸筑起200华里的公路碉堡封锁线，沿黄河挖了500多华里的封锁壕。日军使用“囚笼”政策，实行保甲制度，疯狂搜捕残杀我抗日干部和家属。敌人的“蚕食”和封锁，使小清河南根据地几乎全部被占，给坚持这一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造成巨大困难，我部分党政机关和大部部队撤到小清河北根据地。日军对我小清河南根据地“蚕食”的同时，加强了对黄河北敌占区的统治以及对我垦利、沾化根据地的封锁。这一地区的国民党地方土顽武装，也配合日伪军向我进攻。清河区党委面对残酷的斗争形势，一面动员全区军民进行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斗争，一面派出工作团、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开辟工作，执行“敌进我进”的方针，将敌占区变成游击区或游击根据地。

1942年7月，为更好的坚持和发展胶东区与清河区的走廊地带，遂从清东独立团、潍县县大队、昌邑独立营各抽调一个连为骨干，并加寿光县部分区中队组成昌潍独立团，赵寄舟任团长，何凤池任政委。

1942年10月15日（农历9月初6），日军第6混成旅团长幡井集结日伪军7000余人，采取“铁壁合围”战术，分4路第二次“扫荡”我清水泊根据地。敌人将兵力调集到广饶和寿光的侯镇、丰城、道口、羊角沟等据点，将我清东独立团、军区直属团3营及寿光县大队包围。直属团长郑大林率部在台头镇发现敌情，采取“敌进我进”的战术，打击了一路敌人；清东独立团在寇家坞陷入敌人重围，团长董酉炳、政委岳拙元、分别带领部队突围，我军发扬刺刀见红的精神，与敌展开肉搏战，突出重围，打死打伤日伪军200余人，并重伤敌酋幡井。指战员敌人短兵相接，第一连大部壮烈牺牲；团政委岳拙元、政治处主任王林负重伤。此次“扫荡”后，清水泊根据地被敌人“蚕食”，进入极其艰苦的时期。

在此严峻的形势之下，对小清河南老区，退出还是坚持是一个带有战略性的问题。因此，清河区党委与部队领导机关决定，对小清河南要改变活动方式，坚持阵地。

精简地方武装和县区机关，留下必要的精干武装和干部坚持，多余的力量一部分隐蔽到农村群众中去，将原党政机关和县大队撤到中心根据地（八大组）保存力量。这个决心下定之后，除原在该区坚持工作的领导骨干外，又增派了一批军事与政治领导骨干，如陈瑛、陈景三派到益、寿、临、广四县边区，相炜、程雨村到清东地区，将原清东地委书记改任寿光县委书记，和就地坚持斗争的县长、书记李荆和、赵治安、王乐三、张星文按照政治攻势为主，军事斗争为辅的工作方针，坚持斗争。两年之后，这支队伍发展到一个大队，辖三个分队，五个区中队，共计达200多人。

实行小部队活动，主要任务是镇压“铁杆汉奸”、叛徒、特务，开展政治攻势，支持地方工作和人民群众的斗争。原山东纵队一旅一团的营长吴吉亭，1941年叛变，投靠盘踞寿光的张景月，任张景月的“政工团”团长。张景月把他派到我根据地邢姚据点，吴吉亭屠杀我抗日群众，一次就用铡刀铡死我党员干部和群众40多人，将北河村村长程震的人头吊在寿光城西门外示众达20多天，另外吴吉亭还组织“反共训练班”对我危害极大。为除掉这个叛徒，清河区组织部长苏杰和公安局长李震，与寿光县的同志组成五人除奸小组。埋伏在邢姚集上的主打刘敏同志发现了吴吉亭后，向他连开数枪，将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击毙。张景月又让崔良亭继任“政工团”团长，此贼更坏，在寿光西部不断破坏我党组织。清河区委又将活捉崔良亭的任务交给寿光县大队的刘敏同志。经过侦察，发现崔良亭在寿光城西有个“公馆”，经常在这里吃喝嫖赌。刘敏深夜潜入“公馆”，将崔良亭和小老婆抓获，押送到根据地。

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矛盾，采取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分化瓦解敌人。王道部队，本是驻在益都、寿光边区一带的一支伪军，番号叫“和平建国军第八团”，他们的后方与军官家属都住在丰城。日本人令其到小清河北蚕食我垦区根据地。他们怕死，本非所愿。而当八路军打斜里巴王道部驻地时，日军相距数里不做援助，结果两个营遭到重创。这样王道的官兵对日不满，他为了避免灭顶之灾，便派人向八路军要求帮助其回到小清河南原驻地，八路军答应其要求，掩护其回到了小清河南，王道为此对八路军感激不尽，与八路军建立了联系。到1944年春天，王道率部起义，编为八路军山东军区独立第一旅。

4、地方干部采取精干隐蔽政策，党政军实行一元化领导，组成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武工队，既能工作又能打仗。农村的基层组织转入秘密活动。能控制的村长，用“两面”的办法对付敌人；为敌控制的村长，做争取工作，促使其变为“两面派”。武工队的活动是“昼伏夜出”，利用敌人的“灯下黑”，在有敌人据点村庄建立秘密机关，尽量避免暴露自己的力量。

    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战，我清河根据地党政军民终于战胜了空前严重的困难，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坚持和保卫了抗日根据地。

我清河区军民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斗争的胜利，扭转了我军对敌伪斗争的不利局面，加上生产自给运动的开展，使我们胜利地渡过了1941到1943年的严重困难时期，为准备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六、对日伪军队的大反攻

1944年的国内外形势，向有利于我军的方向发展。苏德战场上，希特勒严重受挫；太平洋战场上，日军被迫转入战略防御；在解放区战场上，日寇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日军开始把兵力主要收缩到铁路沿线和战略要地，在山东留下了25000多兵力。

为适应斗争形势，便于统一指挥，1944年1 月，经中央批准，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命令清河军区和冀鲁边区合并为渤海军区。党委书记为景晓村，行署主任为刘其人，司令员为杨国夫。

1944年2月，渤海区党委召开了全区县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山东军区的作战意图：解放胶济路东段两侧地区，打通和加强胶济路南北各战略区的联系，趁青纱帐起来，彻底改变被敌人分割、封锁局面，变游击区为根据地。

    渤海军区建立后，对部队进行整训，于7月下旬开始组织夏季攻势。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目标是进攻益寿边区的敌伪据点，拔除了寿光、益都、广饶边区之敌伪据点20余处，切断了广（饶）寿（光）公路。从此，使我寿光根据地与益、寿、临、广四县边区连成一片。

1945年，根据山东军区的作战部署，渤海军区以开辟胶济路东段广大地区为主要目标，进一步扩大和巩固我中心根据地，缩小胶东、渤海、鲁中三大地区之间的敌占区。作战部署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拔除一些突出于我根据地边沿的敌伪据点，第二步完成胶济路东段的作战任务。

据此，军区主力和5分区部队首先发起了讨伐伪第6方面军张景月部的战役。张景月部拥有15000余兵力，盘踞在清东富裕的弥河两岸，建踞点40多个。1945年春，他接受了汉奸汪精卫“三方面军第六军上将军长”的委任，勾结日军，对我根据地疯狂“扫荡”、“蚕食”屠杀我抗日军政人员，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邢家茅垞惨案”、“东朱鹿惨案”，仅寿光、临淄、益都三县被张景月部队火烧、刀砍、剖腹、棒打而死的干部群众达2000余人，群众迫切需要除掉张景月这个大祸。4月15日，战役开始，扫除碉堡21座，攻克王高据点，首战告捷。然后打退马成龙27团的反扑，歼敌500余人，乘胜追击，连克袁家桥、邢家茅坨、羊角沟等17处据点，共毙伤敌1500余人，收复了侯镇至羊角沟公路两侧的广大地区。

5月7日，法西斯德国投降，给我军极大鼓舞，立即开始了讨张（景月）战役的第二阶段。右路直插寿光城西南，左路由东面插入寿光二区，中路正面攻击。各路配合，连续攻克侯镇、丰城、邢姚等据点，毙伤俘敌伪军2700余人。两阶段共攻克张军踞点34处，平毁碉堡300多个，歼敌4200余人。

 7月底，我军又发起第二次讨张（景月）战役。首战目标是攻克张景月吹嘘为“铜墙铁壁”的田柳庄据点。张景月把田柳庄围墙筑成双层，内围墙厚18米，高15米；外围墙厚12米，高13米。守城的是张景月的王牌主力马成龙团，2700余人。我军调来军区直属团、教导团和几个军分区独立团及各县大队共万余兵力，还有胶东派来的一个支援团。进攻前，在敌人防御沟外挖了一条两米多深的封锁沟，作为进攻前沿阵地，并筑起高于敌人围墙的碉堡群。杨国夫司令员和景晓村政委，亲自坐阵指挥，这中间还发生过一段惊险的事。杨司令和景政委的指挥所，是在高梁地里筑起的一座二层土楼子，一天深夜指挥所下传来刨土和“活捉杨国夫”的喊声,警卫班立即将潜入之敌击毙。为保证指挥所的安全，警卫班将指挥所四周的高梁、谷子用绳捆扎，形成一道道屏障，给敌人的夜间偷袭造成障碍。为了死守田柳庄子，张景月急忙调来40000余兵力，分三路从王里、古河、寨里、邵家岭向田柳增援。又命副司令孟祝三带领部队和粮食弹药，向田柳输送。

我军将田柳庄包围后，为便于我军运动兵力和防止敌人逃窜，先在村寨周围、敌人原有防御壕沟外沿约50公尺处挖了一条堑壕，作为进攻前沿阵地；然后选择村寨的西北角为突破点，将几门追击炮安放在距敌人的炮楼不到30公尺的工事内，进行平射轰击；同时，连续用炸药爆破。经几天攻击，终于将敌人的炮楼轰垮，围墙被打开了缺口，我突击部队立即发起冲锋，并打进了围墙。但敌人又从侧翼的碉堡中向我冲锋部队猛烈射击，阻我部队前进。正在这时，胶东军区13团赶来支援，立即用带有的步兵炮两门向两侧之敌碉堡炮击，将敌人的火力压住。我军乘机抢占了南门城楼碉堡，向拥挤在南门内的敌人扫射和投弹，敌人血肉横飞，乱作一团。我冲入村内的部队将马成龙及张景月的副司令孟祝三活捉，其余敌人全部放下武器举手投降。这时，敌人从南面来增援的部队，也被我军击退。张景月和他的司令部闻讯后，从尚家庄、垒村仓皇逃跑。我抗日军民8年浴血抗战，终于盼来了这一天。

田柳庄战斗胜利的那天，正是日本宣布投降的日子，我全体指战员欢腾雀跃，高兴万分，立即乘胜向日军盘踞的寿光县城进攻。伪军数百人投降，一个小队日军拒降顽抗，被我全歼。清河和寿光的八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参考资料：

1、《黎玉回忆录》，网络版。

2、《景晓村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

3、杨国夫《战斗在清河平原》，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程思远回忆录》网络版。

5、王文轩：《八支队第七中队的诞生与发展》，网络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