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Y 批判了复旦学者张所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西方人普遍承认，过去2000年中1500年中国在多方面领先”的观点。他指出：张忽视了2000多年前西方就有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等哲学、数学、物理学家了。

偶查了一下：那个时候古代中国是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我们至多有些哲学（思想、政治）家如孔子、墨子、庄子等。

现代科学是建立在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等人构造的逻辑、思想体系之上的，而不是中国圣贤们的，借用爱因斯坦的话说：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作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

许良英的一篇文章了论述了希腊与中国的文化差异，见“是爱因斯坦错了还是李约瑟错了?“

中国古代认识自然的方向就错了，或者说效率低下。用本人衡量天才的说法就是：天才就是高效率，那么根据目前西方引领世界的情况来看，西方认识自然界的方法无疑是天才发展起来的，而中国的先人们至多 average 庸才，还不能说是蠢材。庸俗地说，我们输在起跑线上了。正是2000年初始的本质差距决定了200年前的天壤之别。

这里面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高斯的最小二乘方法，故事如下：

1801年，意大利天文学家朱赛普·皮亚齐发现了第一颗小行星谷神星。经过40天的跟踪观测后，由于谷神星运行至太阳背后，使得皮亚齐失去了谷神星的位置。随后全世界的科学家利用皮亚齐的观测数据开始寻找谷神星，但是根据大多数人计算的结果来寻找谷神星都没有结果。时年24岁的高斯也计算了谷神星的轨道。奥地利天文学家海因里希·奥尔伯斯根据高斯计算出来的轨道重新发现了谷神星。

高斯使用的最小二乘法的方法发表于1809年他的著作《天体运动论》中，而法国科学家勒让德于1806年独立发现“最小二乘法”，但因不为时人所知而默默无闻。两人曾为谁最早创立最小二乘法原理发生争执。（来自维基）

高斯的最小二乘方法是天才之作，200年前的中国人如何努力也是做不出来的，古代中国人认识方法，一开始就不对，用天才的说法，就是根本就不 promising，没有希望。

1801年，中国人生活在清朝嘉庆六年，清政府重申严禁采矿政策。同年，英国人特列维西克制造了第一台蒸汽机车。

200年前乃至2000年前的对比，决定了高斯的肖像曾被印刷在10元德国马克纸币上，

而中国人民币上印的是德国马克思中国传人的领袖像。

讽刺的是，RY的回归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实现中国梦的，而“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RY的文章根本就否定了中国2000年前的领先（即伟大之所），那么何来伟大复兴呢，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