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
 
消费券、分股票与社会公正
本报评论员 吴铭
 
在广东东莞市去年拿出临时生活补贴1.99亿元给19.92万困难群众发放"红包"、以减轻CPI上涨的影响之后，近几个月全国不少地方如成都、杭州、南京等地推出向市民发放"限期使用"的购物消费券或旅游消费券的举措，在促进社会公平的同时，亦着眼于刺激内需，推动经济回暖。这些特色各异的改革实验，都是社会分红在中国逐渐推广的重要迹象。
同样是向分发红包，不同的措施之间有微妙的区别。东莞和成都向低保对象或其它困难群众发放现金类型或消费券类型的"红包"，共同点是都要通过一定范围的社会分红来促进社会公平，稍有不同的是，消费券类型的"红包"还直接着眼于刺激消费，现金类型的红包则或许会被存进银行。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消费券就一定被受惠者直接用于消费。前段时间台湾地区媒体曾有报道，指一些民众即拿消费券以七八折的价钱换成现金，存入银行。
这样看来，如果着眼于促进社会公平，社会分红的"红包"采用现金形式要好过消费券形式。不过这个区别并不是特别重要，可以跟踪各地特色各异的社会分红改革实验，分析总结不同模式的特点，进而将中国的社会分红改革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在此之前，社会分红的经济学理论和不同思路已经引起舆论的关注，比如崔之元等学者阐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德的"社会分红"理论，建议划拨部分国企利润组建"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把永久基金投资的部分利润直接分给每个公民；去年1月份上海两会上，政协委员邢普提交《建议研究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的提案》，当时委员们支持其"让民众共享发展成果"的思路，而几乎一边倒地反对邢普"直接发钱"的想法，但到现在，这种改革实验已经四处开花。
在这种社会分红实验的氛围中，谢国忠和张维迎等学者提出"将国企股票（或者部分外汇储备）平均分给每个老百姓"。这一思路的出发点同样是促进社会公正和刺激经济，但它的困难在高西庆反驳张维迎时已经点到，那就是老百姓分到外储之后即在市场上售出换人民币（有如拿消费券打折换现金），则会使外储迅速缩水。分国企股票的悖论也在于，虽然出发点是促进公正，但当股票分到民众手上（另一种形式的大小非解禁），股价很可能大跌，这时资本雄厚者可以廉价收购民众的股票，反而使得社会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上世纪九十年代苏东改革期间不乏这类案例。
其实，米德等学者提出的社会分红，重点不仅在于"分"，更在于分红的资金从哪里来。米德理论的关键要害在于，他认为国有企业的存在（而不是拆散）更有利于社会分红。如果没有国有企业，政府社会分红的公共开支只能来自于税收，这样会使得中小企业的税负大大增加；而如果有国有企业作为社会分红等公共开支的"蓄水池"，则既可通过社会分红促进社会公正，又可减轻中小民企的税负。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市场条件下发展国有企业，并不意味着要回到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而如果将国企利润投入社会分红和必要的公共建设，恰恰能够促进民营资本的发展。
目前各地花样百出的社会分红改革实验，和舆论界围绕发放消费券和分国企股票的种种争论，都是非常好的事情，它有利于社会公众认识和理解改革进程出现的新事物，也有利于逐渐扩大经济学理论的视野，将米德这种在西方学术界非常重要的经济学者纳入我们的关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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