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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神圣之光——郎景和院士给青年医生的建议
神医—有如当初(20170120)
他医治我,赞美他名!我要歌颂他的救赎;
他释放我脱离疾病,大能的主是我大夫。
他医治我,他医治我,他有权柄来医治我;
许多的人他已救活,我今相信他医治我。
他医治我,我用信心,简单相信他说的话;
满有希望,满有安宁,信他必使我离病榻。
他医治我,我心相信,来摸他的衣裳穗子,
他的能力流通我身,沉疴霍然得了医治。
他医治我,有如当初,他来担当疾病、罪过;
他的大能依然如故,我的救主永远活着。
他医治我,我已寻求,许多次数,但未得着;
如今我是全心相信,因信,他今使我再活。
朗景和院士——好医生需具备如下四个品性
仁性:仁心、仁术;爱人、爱业;
悟性:反省、思索;
推论、演绎理性:冷静、沉稳;
客观、循证灵性:随机、应变。
对病人: 没关系我给您找关系
做什么事情,有个熟人,找个关系,似乎方便些。看病好像也是这样,入院手术好像也是这样。但是,看病、治病、入院、手术,好像都该一样,因为病情的轻重缓急、治疗的手段措施,才是安排计划的基本考虑和出发点。
有一天早上交班,依床序的病人卡号顺延交下来,会不经意地说,这是某某介绍来的。我发现,也挺怪的,几乎每个病人都会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方法找到医院或科室的某某,构成了“关系”。
接下来,有个农村老太太,似乎没有什么关系,我说:“这个老太太没关系?我来找个关系,那就是我……”
护士在那牌卡后面用铅笔写了一个“郎”字。
都有了关系,也就都没了关系,这就平等了!其实,诊断如何完成、治疗如何选择、手术如何完成,和“关系”真没什么关系。
我不认为在这些过程中,大夫还在想着这些关系。我希望,都有关系,或者都没关系。
据说,有一门学问叫“关系学”,甚至有专著。社会生活、人际交往不可能不构成关系,问题是如何构成关系、如何对待关系或处理关系。亲朋好友、陌生路人,都会发生交往;公事私事、经营办理,都会遇到关联。诚信善待、谦和助人大概是对任何人、任何事,都要恪守的基本准则。
医生生活在社会中、人群中,也在关系里、关系中,互相关照、互相帮助,也在情理之中。但可以坦诚地说,在诊治疾病的具体过程中,这些显然不起主导作用,甚至起不到作用。
试想,在手术中,什么叫好好做!什么叫不好好做?都得认真负责的好好做呀,谁敢不好好做呢?如何不好好做呢,连“技术”上都掌握不了。医生的职责使然、医生的良知使然,一视同仁绝不是一句空话。每个病人都应尽可放心的。
做医生: 当过病人就会换位思考
作为一个男妇产科医生,肯定不会亲身遭遇妇产科的任何疾病和问题。其他疾病,其他性别也一样,医生不是靠自己亲身经历去认识疾病和积累诊治经验。
所谓“换位思考”当然主要指理解、体恤病人 的感受、愿望和要求。
三年前,我得了急性阑尾炎,外科医生决定立即开刀,施行阑尾切除术。手术很顺利,术后恢复也很好。
要出院了,我想再换一块伤口敷料。一位护士说:“就送来。”我等待着、焦急地等待着、耐心地等待着……许久时间过去,大家都在忙忙碌碌。其实,就是一块纱布而已。
没有责怪之意、没有抱怨之意,事情太小太小,连我自己也会忘记,或者不在意。
可是,我知道了什么是“换位思考”。
病人住在医院里,没有什么事可做,除了自己的病,也没有什么别的可以想。无非是体温如何、能吃什么、什么时候换药、拆线、何时可以出院……医生或者护士告诉什么、答应什么,就占据了全部思想,会老是想着、盼着。无论这件事儿是大、是小,对病人来说就是大事,至少是所企盼或等待的唯一的一件事儿。
于是,答应病人的事一定要按时办,千万别忘了。哪怕就是一件很小的小事。
有时,真可能是件大事:几年前,我下午要去看门诊,走廊过道碰到一位外科老护士穿着病号服。
问其怎么了?她说:“可能是直肠癌,明天要手术。”又询问了一些情况,觉得很像是阴道直肠隔的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
因忙着去门诊,就说:“我看完门诊查查你,你等着!”
门诊看得很晚,回到病房已七点多钟了。那位护士还在等着,经过检查,的确像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和外科主管大夫商量,暂时取消了次日的直肠癌的手术。最后还是内异症。
给青年医生的建议
1、再年轻的医生,也是长者
我在“从医启示录”里曾写到:再年轻的医生在病人眼里也是长者,病人可向你倾诉一切……
这是病人对医者的尊敬和信任,这使医生要格外的持重和尽责。
那时,我刚从大学毕业两年,做住院医生。一位女士向我详细的描述了她的难言之隐:我一大笑、打喷嚏就尿裤子,所以我不敢笑;我跑着赶公交车,会蹩不住尿,所以,我常常赶不上车;我不愿意参加聚会,特别是夏天,怕找厕所来不及,怕有味……这叫压力性尿失禁,甚至成为“社交癌”。我按教科书的套路,继续询问,“你大声咳嗽,也会溢尿吗?”病人当然坦诚,答道:“我一般不咳嗽。”我心里哭笑不得。
还有个病人倾诉他们夫妇性生活不和谐的状况,丈夫如何自顾自己,而她又如何难过,他们的问题得不到解决造成的心理、身体的伤害等等。我当时只是一个初涉医事的小伙子。
病人是将自己的感受、痛苦和问题,向医生报告的,不论你的年龄、性别、经验、阅历、能力如何,他(她)的叙述本身就是寻求答案和解决,同时你也是能够,甚至唯一可以获得倾诉或释然的人。于是,无论病人的“故事”,多么私密尴尬,甚至难以置信,作为医生都应该认真、严肃地听取、接受,并给予尽可能的解决和帮助。
年轻的医生当然不能装老成,但必须以老成的态度对待求医者。年轻的医生当然不是长者,但是病人是如此看待你的,你当自重、持重。
2、有时医生也会说:另请高明
我在门诊看过一个病人,比较年轻,子宫肌瘤也不大,我认为她可以暂时不需要什么治疗,定期复查即可。或者最多做个肌瘤剔除也就可以了。但她坚决、坚持要我切除她的子宫。
按常理讲,也非绝对不可。但如此年轻、如此大小的肌瘤就行全子宫切除,也有悖规范,所谓手术适应征不强。子宫在她身上,刀在我手里,何去何从?我仔细地解释手术的利弊,也比较坚持,这子宫我不能切。她还是“一定要切”“一定请你切”。我一向只跟病人讨论,从不跟病人争论。最后,我说,我还是认为没有切的必要。要不你看看别的专家,也许他们会同意你的意见。说得很委婉,但言外之意,顕然是“另请高明”。
医患的目标是一致的,但看问题的角度和价值观是不完全相同的。医生是按照医学规律看待问题、处理问题的;患者是按照自身感受和意愿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两者可能有差距或沟壑。我们缩短这个距离,填平这个沟壑。我们互相伸出手来、携起手来,而不是无视和“斩断”任何一方的手。
我让那位病人再找些大夫看看,等于给她一个会诊的机会,让她听听更多大夫的意见,也许会更理性、更全面的考虑问题,审慎决定,如此达成共识。也许有更适宜的理由,改变我先前的决定。
3、术前谈话
手术之前,主管医生要与病人和家属交谈,很重要,是必要的医疗程序。
谈话通常在术前一、二天或手术方案确定之后。要把病情做个回顾(或复习),关于诊断和鉴别,手术的适应证及手术方式的选择,会特别谈到手术可能遇到的情况或可能发生的问题等,一一告之,知情同意。
所谓坦诚换来理解,严谨换来信任。有些问题则必须严肃认真地与病家讲明协商,如肿瘤极有可能切不尽,性质尚难判定(即使开腹之后,冰冻病理初检),切除脏器的可能和决定,假肛或造瘘之可能与必要,以及病情危笃、抢救风险,成功的把握不能估计或预料……凡此种种,也是不能轻描淡写、虚晃而过的。
谈的严肃或者严重,强调或者认真,不是推脱责任,不是担心“秋后算账”,而是强化责任,是重视或谨慎的表现。病家的理解与合作,会给医生带来信心和力量。反之,也使医生犹豫不决,缺乏自信及丧失攻坚克难的勇气。有丰富经验的临床医生和通情达理的病家的术前谈话应该是友善的、理性的、负责的与和谐的,这也必将有益于病人的治疗和结局。
记得著名小儿外科专家张金哲院士说:“术前谈话与其说是说服病家接受手术,不如说请他们审核你的决定是否符合逻辑。”
也记得一个病家告诉我:“谈话让我明白了你们的周密计划、完善准备和良苦用心。我们全家信任你们、鼓励你们,就像是对出征将士的期许。”
4、病案
协和三宝:教授、病案、图书馆。
协和三宝使她成为高级医师的摇篮,几代人才辈出,薪火相传。
协和的病案质量高、保存完整,我们可以找到孙中山、张学良、宋美龄等的病历。现今的学术会堂大厅有病案展览,吸引了中外医生,都赞叹不已。首先要写好病历。协和对书写病历要求极为严格,各种病历书写规则明确,青年医生要花很多时间书写病历。医生也看重病历,不消说它是临床科研的基本资料,也是一个医生的脸面。一翻病历,字迹是否整洁清楚、排列有序,单据是否井井有条等,便可大致知道这位大夫是否认真、细致、负责了。
好的临床大夫,都会写出好的病历。在协和病案展室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孝骞、林巧稚、宋鸿钊书写的病历,中文的、英文的,还有绘图,精彩之极,宝贵之至。外科大师曾宪九写手术记录通常写两份(那时还没有复印机),一份放到病历里,一份自己保存,以备总结应用。而如今,竟有拷贝病历者,真应为之汗颜!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开始推行卵巢癌细胞减灭术,手术复杂、程序繁多,为记录方便、完整,我们设计了专门的卵巢癌手术记录。还是用钢板刻写油印的,配有手术解剖绘图。四十年了,还在使用。是学术记录,也是历史纪念。
我在为“全国病案展览”的前言中,最后写道:一个医院、一个医生,将用历史和毕生在病案中书写(无论是手书抑或计算机)对医学、对病人、对生命的敬畏,也是在医疗过程中最真实的感验和庄严的仪式。
来源:全科医学协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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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11-23 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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