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7月22日 09:27
来源：人民日报
从庄子的超越，孟子的担当，到司马迁的跌宕恣肆，先贤大家曾以笔墨神采、妙文佳构，伫立不朽的文章传统，或以载道、抒情，或以论理、写意，笔底斑斓、气象万千。
如今，五光十色的时代激荡着写作者的情思，易写难工的散文成为最蓬勃的文体，然而抒情有余、智性不足正成为散文新的牢笼。接续散文的传统，传承从白话文运动至今对文体的自觉追求，将散文文体变革推向历史的潮头，正成为当务之急。
今日起，《读书论世》栏目开辟“漫谈当代智性散文”系列。我们将随学者孙郁一起寻访中国散文的智性之光，以利散文从抒情小品拓展为智性大品，从审美为主到兼备审美与审智，辟出别开生面的艺术格局。
——编者
有一种犀利的观点认为，无智和无趣是中国当下文化两个最主要的特征。我以为不无道理，这种观点同样契合当下的散文写作。无智，就是指文章按照别人的思路来写作，没有自己的精神发现；无趣，就是指文字没有温度，文章里面很难生长出令人心生暖意和美的东西。
中国是一个散文大国，自先秦以降，直到晚明小品，出现了无数令人称道的名篇。后来八股文一统天下，用一色词章占领文坛时，古文走到了绝路。白话文的先驱者们希望找到新的智慧的表达方法，为汉语写作开掘新的可能。1917年白话文兴起，胡适等人开始提倡白话文写作。直到上世纪30年代，众多民间沙龙和社团活跃文坛，它们有不同的美学追求，所创办的报纸杂志也各有特色，文学写作的多样性就此出现，也涌现一大批有智性的作家。1949年以后的一段时间，散文写作受到一些制约，直到80年代有所改善。近几十年，散文写作较为老实、温吞，辞章也不乏优美之处，但往往缺少智慧的表达。
这个问题古已有之。龚自珍在北京为官时，意识到满城文武附庸风雅不如苍生杜少陵，大家好像都在玩味文学，但实际上离文学很远。魏源在文章中推崇了龚自珍的“主逆”精神，“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所逆愈甚，则所复愈大，大则复于古，古则复于本”，就是强调“逆”的重要性。所谓“复于古”，就是要从被“污染”的儒家文章学理念中走出来，独思、独行于世，不为外物所累。
“五四”时期有志向的人写文章有一个特点，既接受了传统士大夫文章的内蕴，但更多的是衔接了外域的性灵之光。当时文章好的人几乎都是懂西学的人，比如王国维、陈寅恪、冯友兰，他们的文字散发着一种传统美文所没有的另一种美。
在我看来，文章若想写好，除了作者的天赋和感觉，智慧和学养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总的来说，文章不可缺失者三，一是具神思，二是能兴感，三是有美质。学者因兼具智慧和学养，其为文便兼备自由神思和美质，我称之为学者之文。现当代的学者之文有很多代表，如王国维、陈寅恪、冯友兰，到后来的钱锺书、黄裳，我们都能在他们身上感受到学者之文的精妙之美。读陈寅恪述学的文字，有古朴苍凉之感；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用一种诗化的语言描写中国哲学发展，表面平淡，却有一种内美蕴含其中；冰心的《致小读者》，是文人趣味和西洋思想结合的产物……除此之外，朱自清、俞平伯和废名等人也都属学者为文，都在有意地找寻属于自己的智慧的表达方式。
而这种趣味和智性，对民国时期的散文以及后来中国文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新文化运动初期，鲁迅、周作人这代人集主要精力于翻译，同时又在整理国故，对传统文化十分有心得。鲁迅整理乡邦文献，周作人对于民谣、民俗学的打量，对野史，特别是晚明以来野史的瞭望，所呈现的思想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而像俞平伯等人，也从晚清士大夫的、儒家的说教话语体系中走了出来，形成了一种既可以益智、又可以怡情的学者之文，丰富了中国的文章之道。
学者之文侧重于个人心灵的凝视，着重于纯粹审美和静观的写作。其中智性的凸显，标志着智性散文开始出现。当代“智性散文”的形态具体怎样，目前还很少有人界定。我给“智性散文”作了一个可以继续丰富的定义，即以感性方式呈现认知世界和表现自我的诗化智慧。这方面的代表有钱锺书、唐弢和吕叔湘。
钱锺书早期写过《谈艺录》，在“文革”后期开始写《管锥编》。他还有一个小册子叫《七缀集》，谈文章之道，学术之道，是非常好的智性散文。钱锺书很有意思，在中国学界用八股式白话文写作的时候，他使用文言文写作。这种写法也恰恰应了前面所说的“逆”的精神，就是“逆谣俗”的文章之道。《谈艺录》里讲，学问之道并不是东方文学怎么样，西方文学怎么样，而是要打通，要有化境。你会发现，钱锺书的文章里有一种大智慧，他写古人的时候对古人既批判又赞美，真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钱锺书是一位游走在东西方的智者，在《管锥编》中运用了“串糖葫芦”的写作方法，大量摘取中国古代文献：《周易》《汉书》《史记》，一直到唐宋诗文。他把其中一些很好的句子连起来，形成了一种写作方法。《管锥编》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我们进入这个世界，在东西方文论里游览，其过程成为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精神参照。由此，他把学者之文的智性提高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另一个重要的人物是唐弢。他算是鲁迅的弟子，在上世纪60年代对当时八股化的写作十分不满，出了一本书叫《书话》，以周氏兄弟的笔触，谈论民国以来的版本目录，文章写得非常老到，与当时文坛完全不同。这样的文章颠覆了一般学者谈文学史冗长、僵硬的话语方式，进入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文本里。他在这本书中谈到民国的多位作家时，有许多会心之言。到了80年代，他写的东西越来越多，他的论文可以当随笔看，随笔也可以当论文看。阅读他的文章，我们会发现文章可以是有趣的、好玩的。
能在文字里面给我们带来智慧和诗情的，还有著名的语言学家吕叔湘。他是学者，可是他写闲情，写野趣，写历史，写人对自然的认识，每一篇都有韵味，词章之间的讲究不露痕迹，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写作是有人气的，并且具有很多的知识维度。只是这种好，还没有被大家周知。
用智慧来写作的作家，情况比较复杂，作家里面有深厚学问的是少数，大部分是仰赖自己的天赋和生活经验来写作。其中一类有学问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可以归到学者之文，如钱锺书的《围城》，非常优美，但实际上是学者的叙事语态。另一类作家，是发自内心自然流淌出来的，与学术的关系若即若离，巴金、萧红的散文都是这样。萧红的散文甚至是天籁，完全不仰仗中国古代文学的修养，是东北黑土地上心灵和上苍交流碰撞而成的特殊文本，直到今天，她的写作依然受人称赞。这些都属于作家之文，它是靠天才、靠生命内延的丰富性以及对丰富性的深切打量和咀嚼产生的，一个时代不过几个这样的作家而已。
中国几千年文章的发展之道，非常讲究文章学的内涵。文章学讲究写作的起承转合，及其内在规律。以上谈及的学者们对文章之道有自己的会心之处，所以每每下笔，辄令人叹为观止。我们现在很少讲文章学了，“文学”的概念与“文章学”也相去甚远。后来由于战争、革命，提倡大众文化，鼓励一般作家的写作，学者之文便越来越小众，成为象牙塔的一部分，不得不说，这是文学发展的不幸。
孙郁（本文系张亮、唐亦文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