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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中文翻译版,原文地址 http://www.phdgrind.com/
经过这次考验后,由于我想急切地换一个环境,我申请了谷歌的暑期实习生并且被顺利录取。实习工作和我的研究方向毫不相关,但是我不在乎。我只是想离开斯坦福几月而已。
当时是2007年四月份,距离六月暑期实习开始还有十周时间。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是我想尽可能远离之前四个月处理Klee和Linux驱动的工作。我并不在乎是否最终我们失去了修改并重新提交论文的机会(我们的确失去了);我只是想逃离这段记忆。但是由于我已经积累了近1000个小时的Klee使用经验,而且这是Dawson唯一关心的项目,我预判到创造一个新的项目理念是个明智的起点。因此,我向Dawson说明了我的想法:用非常规的方式去利用Klee,而不仅仅是简单地找bug。
然而,我很快意识到我并不用在Klee这一棵树上吊死,因为我享受的是NDSEG奖学金的资助,而不是Dawson的基金。相较而言,Dawson其他所有的学生别无选择,只能投身于Klee,因为他们被Klee相关的基金所资助。所以尽管我的导师仍然是Dawson,但是我离开了Klee项目,并从头开始创造我自己的研究项目。
为什么我这么早就开始”单干”?因为即使我的奖学金理论上给了我经济自由并支持我研究任何我感兴趣的方向,我知道我仍然需要一些导师的支持使我能最终毕业。Dawson明确地想让所有的新生都投入到Klee当中,所以我花费了四个月的时间来当一名“好士兵”,在Klee上磨砺,而不是自大地从一开始就要求做我自己的项目。此外,如果我已经选择了另一名导师,我仍然需要在一开始就加入他们的项目中来证明自己。履行义务是不可避免的。
在接下来的十周时间,我不和任何人交流,完全凭空设想我的新研究理念。由于我在课题组工作的这几月糟糕的经历,现在我只想一个人静静地思考。Dawson对于我的缺席表示接受,这是因为他并没有用他的基金去资助我。
我在完全孤立的状态下生活,疲倦不堪的心灵仍然试图去取得一些进步。我每天阅读几篇计算机科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并做笔记来激发我的灵感,思考我自己的创新点。但是缺少正确的指导和环境的结果是,我浪费了很多时间,而且从阅读论文中并没有获得有意义的见解。我骑着单车,漫无目的地在校园里游荡,试图去思考新的研究理念。最终,我拖延的时间比我此生浪费的还要多:我看了不少电视节目,睡了不少懒觉,在网上消磨了无数小时。和我的朝九晚五工作的朋友不同,在这里没有老板去天天盯着你,所以我让大脑恣意地漫游,过着毫无规律的生活。
尽管我的研究头脑风暴大多是零散的,我的思维慢慢地被吸引到和以下几个问题相关的理念:我们如何经验地衡量软件的质量?这是我读博士之前宽泛的研究兴趣中的一个,受我在工程实习时遇到的低质量软件的经历所启发。然而,问题是我当时凭空设想的理念由于缺乏必要经验而难以转变为真正的研究项目。绝对的学术自由其实是一个灾难,因为我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
尽管我对于发明新方法来测量软件质量十分感兴趣,然而我承认这只是一个模糊的梦想,并没有学术圈所承认的正式的研究方法学作为基础。如果我尝试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做这个项目,那么我还是一个外行说着话冒牌货。要把这些理念发表在顶级会议甚至是次级会议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我就不能毕业了。我不再怀着崇高的梦想当一名终身教授:我只是设法能够最终毕业。
在这十周的隐居中我几乎没有和任何人说话。抱怨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没有人理解我当时的处境。没有念博士的朋友认为我只是“在学校”,和正常的学生一样上上课。我们系里的几个朋友和我一样对于博士一年级的挣扎感到沮丧——最明显的,令他们震惊的是一头栽进了富有挑战性的、开放的研究问题,却不能影响到分配到他们身上的工作的高层方向。这就是我们,富有才华的年轻科学家,志愿投身于极其困难却又似乎毫无意义的工作,收入却只有在工业界工作的朋友的四分之一。这是如此的凄惨,以至于有悖常理地可笑。然而,我并不觉得这个群体的抱怨会有效果,所以我保持沉默。我避免去计算机系的办公楼工作,因为我惧怕碰到同事。我害怕他们不可避免地问我现在在做什么,而且我不能给出像样的答复。相反地,我更喜欢隐藏在图书馆和咖啡厅。
回想起来,读博士期间过早地单干是一个可怕的决定。和一位与世隔绝的学者坐在外面、品一口拿铁咖啡、在笔记本的空白页上写写画画这种富有浪漫气息的想法恰恰相反,真正的研究绝不是一个人凭空做出来的。需要坚实的智力、历史有时甚至是物质基础(例如实验设备)。在那几周更明智的选择应该是更多地和Dawson交流,并且积极寻求和其他教授或高年级博士一起合作。而然在当时,我是那么的疲惫,并且对那种基于课题组研究的等级制度感到失望——让博士新生如同进入了绞肉机一样做最单调的工作——我厌恶这种制度并单独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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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十周的闭关即将结束时——即将去谷歌暑期实习之前——我将最近读到并的引起我思考的一个技术博客中的广告通过email发给了Dawson。那个博客我让想到通过分析程序员在软件项目的全部生命周期中编辑代码的习惯来度量软件质量。令我惊喜的是,Dawson很快便回复了我,谈到他对于这类度量技术也略感兴趣,尤其是如何利用该技术来辅助Klee这类自动寻找bug的工具。
当我得知Dawson在这个领域也感兴趣时便充满了希望,因为他可以帮我使我的想法更加富有实质性。为了暑期实习结束之后能够回到这个项目,我在我新提出来的实证软件测量项目上草草记了几笔。就这样,我的博士一年级结束了,经历了在Klee项目中四个月的磨砺受伤和十个星期毫无方向的漫游之后,总算有了一点点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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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电子邮件是csliweilongATgmail.com(将AT改为@),欢迎读者和我分享读后感,翻译当中若有任何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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