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飞过去了，刚填好年度考核“工分”表，开过了工作交流会，然后心里还念着2篇文章还没有动笔，其中1篇的内容是我近3年来才拓展的一个新方向，即种群基因组学应用于蠕虫抗药性相关分子的筛选与鉴定，这是个交叉学科，不是太容易做好，但我总想尝试一下。我们的弱势在不懂算法技术，这只能找专业做生物信息学的人；我们的优势是可以做生物学验证工作。我认为做好我们这交叉领域的工作要有一个中间人，能将生物学药物学遗传学等要解决的问题表达清楚，让从事组学数据挖掘与分析的人员听懂，也熟悉分析工作的基本理论原理。这样就能加快进度，收到好的效果。在这一研究中我当的就是这个中间人，因为我熟悉一点基因组学和种群遗传学的基本理论和原理（这要点数学和统计学功底，这个我在念本科时就花了功夫），也知道要解决什么生物学问题。但愿我的这一尝试能取得预期结果！这要等我写好这篇文章才能算数（也是参照我在美国做教授的同学，他们基本上是自己动笔写文章，我们投向国外所谓sci杂志的文章都是我亲自动笔写的）。另外1篇倒是我们的本行寄生虫免疫生物学方面的，因为是熟门熟路问题不会太大。

上面的文字是不是很无趣且与本文富有文采的题目相差太远？是的，如今大多数人的做学问其实就是谋职业，而且谋的是一种匆匆忙忙的职业，很无趣也很扭曲。这也是一种世界潮流，科网中的朋友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们不要感到奇怪，为何会酱紫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本博文转的一篇附件文章（值得一读的！）。我本人的体会是：如果我们因为被职业逼得仓皇而做不到学问的闲适的话，那么你还是可以用闲适的态度来看待学问，以调适你职业的仓皇，从而给你的人生赋予积极的意义！

那么，怎样以闲适的态度来看待学问呢？你可以有一个坚定的信仰如古今中外很多大家们那样：做学问是为了荣耀上帝的爱！或者没那么神圣只是为满足好奇心。如果你达到这一境界那么恭喜你！你的幸福指数是不要不要的哒！因为至少你面对韦伯的提问“你能够承受年复一年地看着那些平庸之辈爬到你头上去，即无怨恨也无挫折感吗？“ ，你能够坚定地回答：“yes” ！！不过，大多数人像我一样难以进入这一层次。但我还是对学问保持了闲适的态度，我的体会是要一直强化对自然、哲学和艺术保持一种浓厚的探究兴趣与将个体经验融入大宇宙中的冲动。这可以通过涉猎文、史、哲、艺术、科学的精髓和前沿知识与成果以及偶尔孤独地思索与冥想体验等来实现，从而形成对自己所从事的学问知识的一种兴趣和爱好。这基本上就解决了我对学问的态度问题。因此，当我用职业的精神来做具体的学问题目时我就不会显得太仓皇，有时甚至是太悠闲了点，领导们不怎么喜欢，因为业绩平平。我希望来年有年轻的朋友们来我这里做博士后或者是做研究助理，来体验一下不太匆忙的学术职业生活。

附件文章原载《读书》杂志，作者为华东师大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尽供个人阅读。

闲逸与仓皇的学问
阎光才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木心的《从前慢》不知勾起了多少人暖暖的记忆。“ 时间都去哪儿了？”最近这首歌的流行也撩动了不少人略带伤感与怀旧的情愫！在如今这个不是没有节奏，而是变奏太快以至于一切都显得仓皇、无序的时代，或许人类还依旧生活在那个季节周期变换、指针嘀嗒节律千年不变的年表和时钟时间里，但是，我们关于时间的意识和感受却再也没有了昔日那种暮鼓晨钟的固定节奏。尤其是对于曾被喻为象牙塔—高等学府中的人们而言，闲逸、恬淡和从容等似乎早已成为一种最为难得的奢侈，甚至相较于这个时代任何其他职业，高度职业化的学者人群所最稀缺的恐怕恰恰就是“闲逸。
    科学意义上的学术源于“闲逸”。其实，平心而论，自古至今闲逸都是一种奢侈品，它取决于两个一般人最难以企及的前提：物质上丰裕或者至少能够自供自给的生存自由，时间上有足够的闲余甚至或许要靠没事找事来打发时光的自由。以此二者为前提，再辅以特定的精神需求，无论这种需求是来自虔敬如宗教意义上的感召还是纯属内在的好奇，抑或是为了迎合时尚以示高贵、体面与教养，至少在被称之为科学崛起或科学革命的十七世纪，科学还只是极少数人方能够消费得起的“瓷器活。哈佛大学科学史家门德尔松（Everett Mendelsohn）甚至认为，即使到十八世纪，欧洲的科学人的主流也不过是一些业余爱好者，他们要么只是一些富庶的显贵，要么是一些从中可以受益的医生，当时的法国皇家科学院与英国的皇家学会会员，其实大部分都是半吊子的爱好者。除此之外，谢弗（S. Shapin）认为，这些半吊子爱好者的身份，还有牧师、政府官员、家庭教师、绅士和大学老师等。
业余的言外之意就是不那么专业，即不把它当作一个营生甚至连副业都算不上，而爱好则纯属一种精神需求或情趣。爱好的养成需要闲暇，既不需要赶时间也无畛域边界，无拘无束，漫无边际。故而，在今天看来，正是这些早期业余的半吊子爱好者，他们中的有些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成为所谓的自然哲学家或者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早期英国皇家学会的缔造者波义耳出身贵族，人们所熟知的是他在化学领域的贡献，可此人对医学、气体物理学、气象学、热学、光学、电磁学、工艺、物质结构理论乃至哲学、神学都有研究。另一重要人物胡克则涉足力学、光学、天文学和生物学等多个领域，多才多艺，被誉为“伦敦的达·芬奇”。至于我们耳熟能详的牛顿、笛卡儿和培根以及十八世纪法国的狄德罗、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等等人物，都是百科全书式的通才和全才。
大致上，因为被神学与经院哲学所忌惮，十九世纪之前关于自然哲学与科学的学问在大学中很难找到安身之所。以至于直至十九世纪上半叶，得益于苏格兰特别是德国大学的开风气之先，科学及其主人方为大学所收留，登堂入室且渐成主流。不过，此时科学虽然找到了它的安身之地、免去了颠沛流离之苦且保留住了它无心于功利的纯理论偏好，但是，它却从此被纳入了不可逆转的体制化与专业化轨道。十九世纪德国的大学哲学院（相当于中世纪时期的艺学院和美国后来的文理学院）是新学问的容纳之所，在这里曾经一向被低看一眼的自然哲学教师，以讲座教授的身份赢得了与神、法、医学院教授一样作为专业人士甚至政府官员的地位。成为专业人士，又意味着从此研究不再是部分“闲人”的副业和业余偏好，而是终身之业，由此，学者可以享受政府或大学提供的稳定薪俸。但是，所谓专业人士也意味着以博识越来越难以浪得虚名，而是要以专深之学获得认可才有资格。没有同行乃至政府、大学的认可，想获得这份稳定的工作保障并不容易。整个十九世纪时期的德国，在各种新创立的专业组织推动下，包括教师、化学工程师、医生、律师等各种职业的入行都有了越来越严格的资格要求。与此同时，在整个欧美地区，各种专业性而不是传统综合性的学术期刊也开始广为盛行，逐渐形成了一个极为广泛且细化的学科与专业交流网络。所有这些，都无疑为学问的认可提供了依据和基础，也为学术的体制化创造了条件。
体制化赋予曾经被视为自由和闲逸的学问以工作乃至职业色彩，尽管韦伯曾极力推崇以学术为志业（calling）—一种仅仅听从内心召唤而漠视外在干预与功利诱惑的理想状态，然而，当认可本身又构成学术人内在精神满足实现的生活基础和现实条件，恐怕即使所谓的为求知本身也难免多多少少被附带有生计内涵。更何况，此时学术发表、发现优先权已经构成欧美学术界认可的主导机制。因此，归根结底，学术体制化实际上就是一个学术人生存与生活方式被重塑的过程，也是一个内在生命意识与时钟重新调校的过程。研究或许并不排斥个人情趣、智力偏好与精神好奇，但是，它与闲逸却渐行渐远。在基于声誉所设置的学术阶梯的漫长攀爬过程中，时间越来越成为一种最为稀缺的资源，而博雅和闲趣则纯粹属于昂贵的冗余，在时针与分针的每一次交会中逐渐被剪除。因此学术体制化与研究专业化其实是一枚硬币之两面，且两者间互为因果。世人常常认为，专业化与学科分门别类化是知识按照其内在逻辑自我演绎的结果，其实不然，它毋宁说是人为建构的体制之衍生之物。体制通过重塑与内化学人的时间意识和工作生活节奏促成研究的专业化，正如希尔斯所言：“专业化对工作的进展速度提出了要求，这在业余学问家的传统中是不存在的。随着在范围相对狭窄的专门化领域内，从事范围有限但联系密切或类似问题研究的人数不断增加，速度的要求就变得成为必要。如果一个人在科学发现上要获得承认，就不能将成果锁在抽屉里。
十九世纪学术的体制化与专业化，让闲逸的爱好者成了真正的业余，也让学问家成为一群在小圈子里说着他人难以明白行话的“怪人。
    这种境况在两战期间及之后愈演愈烈。随着战后学科分化格局的全面形成，各学科严细的规训制度体系确立，学术职业入行门槛不断抬高，原本就是德国学问专业化产物的哲学博士学位逐渐成为基本的资格要求，学术生命周期被不断拉长。进入二十世纪后，科学界要复写出早期如牛顿、高斯等二十多岁便成就伟业的传奇几近痴人说梦。十九世纪化学领域的进展与化学工业的兴起，两战期间科学对战争的贡献，战后科学与技术结缘为经济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也让一向对纯粹学问少有眷顾的政府、产业部门和各种基金会对大学表现出少有的兴趣与热情，以竞争性项目方式提供资助的常态性制度安排得以全面确立。如果说在过去学问只是少数闲人的奢侈品，二十世纪之后的科学则是被视为成本虽然高昂但回报也不菲的事业，面对新的恩主及其所提供的丰厚资金诱惑，再传统和保守的大学与学者恐怕也难以自持。于是，早已失去闲逸色彩的专门化研究，不仅要有明确的目标和任务、稳定的团队、细致的分工和清晰的路线，还要有具体的进度安排。高度的组织化和秩序化，使得理论研究渐趋带有规范化和流程化特征，日常研究生活与好奇及闲趣越来越不着边际。
二○一二年八月，美国莱恩（Terran Lane）副教授在《高等教育纪事报》的一份离职声明，一度让学术界着实喧闹了一番。莱恩已经获得了新墨西哥大学软件工程专业的终身职，但是他最终放弃了这一被人艳羡且视为“轻松”的职位而主动加盟谷歌公司。在离职声明中他痛斥现在美国的大学教师职业已经毫无“吸引力”。可怜的收入，沉重的工作负担，让教师的工作与生活失去了平衡；不发表即死亡，或要么获得研究资助要么死亡，阻塞了教师开展新奇的跨域研究；高度的专业化与视野褊狭让研究者越来越保守，不敢从事带有风险性的创新活动；权力的高度集中化与自主权丧失，让学术越来越无趣；来自社会的反智主义对科学和学术的围剿，已经把教授塑造为一种带坏年轻人的朽木形象，自由的思考被着以颠覆性、危险的、精英主义的和阴谋论色彩。在同年六月份《纪事报》另一篇文章《副教授为什么不快乐》中，作者认为，与传统上人们总认为做个美国教授是一件幸运的事情相反，越来越多的人难以接受这种观念，而是认为它简直就是你人生中似乎永无休止的折磨。助教为终身职而苦苦拼搏，然而获得终身职后呢，调查发现最不快乐的人群是正处于职业中期的副教授，无数繁琐的杂务、紧凑的日程安排和周工作时间近八十小时，让其感到筋疲力尽、困惑乃至沮丧。但是越来越快的节奏和背负着如此沉重的负担，并没有让人感到充实，而是陷入对工作乃至生活意义的困顿与精神的失序之中。正如文中有人发出的疑问：“我在做什么和为什么要做这些？”
传统的农耕生活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现代人的工作一般是朝九晚五，在这个为数字技术所带入的光速时代，一个吊诡的现象是：数字化、技术和通讯的便捷并没有带来闲余，时间资源反而越来越稀缺。但是，仅仅稀缺或许还不是最可悲的，可悲而且还带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所投入时间的无意义—在一个新的为研究而研究（不是为知识本身）、为发表而发表的时代，如埃弗莱斯（Rose Eveleth）在《史密森尼》杂志发文提到：据统计，在二○○七年两万八千份期刊发表的一百八十万篇论文中，一半的学术论文仅仅为作者和编辑所阅读过。更惊悚的是，竟然有90% 的论文从未被人引用过。
学术人依旧是读书人，不过曾经自由、放松的博览、慢读与精读早已让位于目标明确有针对性的专业速读，在如今以大数据为支撑的显示度与影响力评价导向下，滥觞于十九世纪以精深理论见长的专家范式似乎也开始出现了动摇，大学对学术发表量与引用率、各种花样的排行榜、课程教学评价等级、传统与非传统媒体的见光度、理论成果的技术转化水平和政府决策影响力的青睐，意味着如今的学者面向的对象不仅是同行与学生，还有大众、市场以及政府。不同角色的交错，使得原本就不敷使用的时间流，由于需求对象不同而被切分为更为细碎的片段，如此一来学术更具有了进一步的碎片化、当下性与投机性意味，即使细节意义上的真理追求也几近于奢侈，学术已经成为随时间嘀嗒流动中快速分裂和增殖的数字。
    笔行至此，突然想到木心先生诗作的后半句：“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 你锁了/ 人家就懂了。”这锁与钥匙岂不是心窍与打开心窍器具的隐喻？曾经闲逸的学问只为摆脱个人精神困惑却成为天下公器，而如今行色匆匆中的学术，或许也不乏济世之功（当然为满足特定需要而穷于应付的急就章，也不在少数），学人们反而越来越迷失了精神意义的自我。在这个以快取胜的时代，我们还需要慢一点，在闲适中由着智趣和情趣，任性的学术么？！慢工出细活，据说最奢华的瑞士手表还是私人定制全手工制作，那么，“精美”的学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