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你选择了我”

——纪念冼鼎昌院士逝世三周年

钱 大 鹏

冼鼎昌院士逝世三周年了，这位科学将星的陨落，是我国理论物理和同步辐射事业的损失，也令我这个“物理学发烧友”深感悲哀。冼院士是我难得的良师益友，我的物理学业余研究曾经得到他的宝贵支持和指导，我一直心存感激。我同冼先生有整整20年断断续续的交往，回顾起来，历历在目。

1993年初冬的一天，在经过几次长途电话交谈之后，我借出差的机会到中科院高能所去见他。那是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面堆满了中外文图书杂志，在这书丛之中伏案工作的就是仰慕已久的冼鼎昌院士。他身姿挺拔，配着一袭合体的西装，显得气宇轩昂，他儒雅中透着威严，端庄又不失潇洒，目光犀利，炯炯有神，一派大家风范。没想到，他开口跟我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谢谢你选择了我”！这不由得让我大为吃惊。不过，说来也是，我联系冼院士也的确是有过一番考虑的。

历经多年的不断学习和冥思苦索，我终于在1991年完成《吸纳了测不准原理的新狭义相对论》的先期研究，此后便开始寻求对新理论的验证。当时有两个超越旧有理论的导出结果具备接受检验的条件：一个是对照观测值检验我算出的哈勃常数理论值，另一个是在高能电子储存环上验证新方程预言的新效应。对于前者，与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大不一样，当时虽然哈勃空间望远镜已经发射上天，但是镜头设备屡出毛病，迟迟没有可靠的测量结果面世，而其它团队发表的测量值分布在45km/s/Mpc至90km/s/Mpc有两倍之差的宽大范围，一时难以用来进行严格比对。因此，我把目光集中在后一个途径，处心积虑的琢磨如何在高能电子加速器上做验证实验，但是当时只有迷糊的想法，还没有形成具体的方案。

这期间，有一天在《现代物理知识》杂志上看到冼鼎昌为逝世不久的朱洪元院士写的悼念文章。朱洪元院士我是知道的，也看过他的著作，他是国际上最先预言有同步加速器辐射存在的科学家。冼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回忆了他同朱洪元院士的交往，也介绍了他自己的学术履历，这让我了解到他是先做理论物理，后转入与高能电子储存环有关的实验研究，这样“一马双跨”的物理学家正是我要寻找的理想导师，于是就有了上述的第一次见面。

那天他让我在他办公室的小黑板上边说边写讲述我的研究，没用多久他很快就清楚了我要解决的问题，紧接着给我介绍可能帮助解决问题的两位权威人士。一位是北京天文台的邹振隆教授，一位是负责BEPC加速器工作的张闯研究员。他首先拿出高能所的公文纸给邹振隆教授写介绍信，上面写着：“钱大鹏同志有一个关于哈勃常数的想法，我想你是最合适的人与他讨论。我请他来见你，请指教。”接着又给张闯教授打电话，介绍了我的情况，让我过一会去他办公室。这样安排之后，为了抓紧时间，我就匆匆与冼先生告别，去找两位专家。

首先来到张闯教授处。听冼先生说，张教授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设的干将，当时他负责加速器全面工作（其后不久张闯教授便就任了高能所的副所长）。张教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睿智开朗，精力特别充沛，动作非常敏捷，一看就是一位有作为的实干家。他热情的接待了我，只可惜当时我头脑中还没有形成明确的实验思路，初次见面谈不出具体问题，只是打了一个前站。

从高能所出来，我怀揣冼院士的介绍信，直奔邹振隆教授去了。邹教授是天体物理的权威专家，我读过他翻译的温伯格的经典著作《引力论和宇宙论——广义相对论的原理和应用》，心想，此番由冼院士介绍去见这位大师级专家也是幸事。我马不停蹄的到达北京天文台，结果那里人告诉我邹教授去八宝山参加葬礼，不回台里来。那时我在单位上班，第二天得赶回我所在的城市，所以只能与这位著名物理学家失之交臂了，至今想来还颇感遗憾！

打那以后，我每到北京总要去看望冼院士，我们谈话很轻松，既谈学术问题，也唠唠闲嗑。2001年那次他送给我一本他写的科普书《神奇的光——同步辐射》，并签名留念。这本书和他写给邹振隆教授的介绍信我一直珍藏着，如今已经成为永久的纪念。

我最后一次见冼鼎昌院士是2013年的夏天，离初次见面过去了整整二十年。按照以往的惯例，前一天我预先打电话到他家里，电话接通之后听到他那带着浓重粤语口音的普通话，很亲切，但是又与前些年不太一样，语速迟缓，而且略带口吃，这让我感觉有点异样。当我报上姓名之后，更让我吃惊，他居然说他不认识我！我接着跟他反反复复说了几遍，又讲了我的职业身份，工作单位以及过去见面的种种情景，另外还说出高能所跟他非常密切的老同事的名字，他统统都说不记得不认识！过了几秒钟，他用羞涩和无奈的语气说：“单位的同志们说我老年痴呆了”。然后告诉我，他每天到高能所上半天班，要我次日去办公室见面。挂断电话，我真有五雷轰顶之感——原来冼院士得了不可逆转的大病了！

第二天我如约来到他的办公室，几年不见，先生全变了模样，这哪里是那位潇洒倜傥的冼院士啊！高高的个子瘦峭嶙峋，原来那颇具几分浪漫的长发型变成了短短稀疏的平头，清癯的面颊上布满沧桑的皱纹，一派老态龙钟了。提起头天的电话他也记不得，我只好简单的说了一下来意，便把事先准备好的实验建议书递给他看。我想我这样做不会有什么结果，权当对先生表达一种安慰和敬意吧。

然而，大约一刻钟之后，却让我感受到了另一次惊异。他说：“我明白了，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位理论家讨论”，说着站起身来，拿起桌上的电话打给了那位专家。只见他把我文稿归纳出三条要点，一字一板的告诉对方，每说一条看我一眼，意思是问我对不对，我一听，一点没错，连忙向他点头做出肯定的示意。这三条，条条在理，句句到位，完全概括了我文稿的内容。那是一副多么令人震撼的场景啊！想想看：一位几乎完全失忆、病入膏肓的老科学家，一旦接触学术问题刹那间宛如换了一个人，那植根心灵深处的学养底蕴是何等的牢固顽强！那早已融化在血液中的博大精深的造诣是何等的隽永凝重！即使饱受阿尔兹海默病痛之苦，也随时会迸发出不尽的活力！我觉得我真的是见证了一个奇迹。

那天我去见冼院士带了两袋葡萄干，告别时送给他，他先是不肯收，我说这是聊表心意的，他也就不再推辞。先生送我到门外走廊，我走出很远回头向他挥手，只见他拿着那两袋葡萄干一动不动无声无息的就站在那里，我心头不禁一阵酸楚，一代科学大家晚年如此凄苦，可悲可叹啊！然而，更令我意想不到的，那竟是最后的诀别！第二年他竟郁郁离世了。

二十多年前冼鼎昌院士在悼念朱洪元院士的文章中用了这样两句话：“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生生死死，后浪前浪，台上台下，旧去新来，谁都知道这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扭转违背的铁律，对于沉疴难耐的冼院士，离去也是一种解脱，并非大不幸。但是让我感到忧虑的是，掌握着学术话语权的后来人们还会有冼鼎昌那样的高风亮节吗？如果真的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只能“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那才是最大的不幸。

敬爱的冼院士，安息吧！我不会忘记你，不会忘记你曾经给予我的支持和勉励，不会忘记见你最后一面时让我看到一位真正的科学家的奇迹。我会向着既定目标继续努力，虽然举步维艰，但绝不轻言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