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 我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 但3岁时已经能背“三民主义 吾党所宗”， 会唱“冒着敌人炮火前进”义勇军进行曲， 虽然並不懂文字的意思。

在武汉会战时，家父被召到武汉参与一个战时机构的筹备， 但到武汉时， 军队已经奉命撤退， 于是又到长沙， 不久长沙大火， 又撤退到广西。 此时家父已经确定作为俞同奎的副手。 俞同奎是俞平伯的叔叔， 北京沦陷前被燕京大学指派为筹建燕京大学工学院的临时院长， 由于日寇侵占北平， 建立燕京大学工学院流产，俞同奎也撤离到后方。解放后我曾随家父到他北京的家中去过， 似乎是在东城的一个很大的王府庭院。因为他是家父的长辈， 所以我父母在家中时都称其为俞老头子。不久到了贵阳， 当时国民政府的对外联系（进口武器，军用设施等）的华南通道已经没有了， 只有云南到缅甸印度的南部通道。 所以不久就把俞同奎调到云南主管云南省的汽油和酒精等战略物资， 家父则被任命为贵州省的主管官员。 第3个机构则设在兰州， 总部在重庆。也就是说， 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的战略物资汽油和酒精就是这么4个机构主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大概是1944年， 日军已经在太平洋战役中败给了美国， 急于把国民党政府打垮， 以便利用中国的资源与美国做最后的决战， 所以日军从广西派了大军向贵州进发， 一度占领了贵州的独山。 当时媒体和民间盛传下一步日军的攻击城市就是省会贵阳， 从而切断国民党政府的西南进口通道， 彻底消灭国民党政府。

国民党政府知道贵州一旦失守， 重庆就危险了， 所以派大军入黔。 开往独山抵御日军的进犯。网上查到的资料是，29军（长城大刀队的那个29军）的一个师， 孙元良的集团军， 汤恩伯的部队都已入黔， 到达独山一带。

在贵阳的战时机构人员也奉命本人留下死守，把家属撤回到重庆。 在这样的形势下， 家父已经做好与日军一战不能再见家人的准备，在美军借到一辆“旅行车”，把我们母子3人送到重庆的一个亲戚家中（这个亲戚文革后曾出任清华副校长， 中国科大正校长）。 临别时， 似乎是生死诀别。36年后我到美国看到了我当时坐的”旅行车“， 原来就是”Station wagon“。 现在能记得的就是在乌江边走过，翻山到綦江时的一个山非常险峻， 有72道弯。

这个独山战役是怎么打的， 我不知道。 只知道， 日本人后来被打败， 没能进到贵阳，网上说日军侵华第一战是卢沟桥， 最后一战是独山。

我们后来从重庆回到了贵阳。不久抗战胜利， 我们先回到了南京。我们家的祖业房产在抗战中被日本人全部烧光，抗战后， 除了回去给祖母出丧外，我父母就没有再回老家。 日本人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们永远不能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