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武夷山先生的博文“我被轮岗了”一文， 不禁唏嘘，人事无常， 不过武夷山先生为中国科技情报工作做出的贡献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我就不赘言了。

武夷山先生说他现在的工作单位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在他博文里我问了武夷山先生有关中国科技情报所的问题， 武夷山先生做了回答：博主回复(2015-2-12 06:31)：谢谢。原中国科技情报所于90年代改为现名，我从1985年起在这里工作了30年

这一下解了我的疑团， 原来武夷山先生在中国科技情报所工作了30年， 情报所的领导就是科技部的司局级。

中国科技情报所大概成立于文革前， 位于北京和平里北京化工学院附近， 乘13路公交可以到达（我去过几次）。 文革中， 中国科技情报所大楼似乎被外交部临时占用， 外交部大楼建成后，迁出原中国科技情报所后，现在干吗用， 我也不知道了。

文革中的战备， 中国科技情报所迁至重庆， 称之为中国科技情报所重庆分所， 似乎在大溪沟或七星岗附近。我在北碚， 一个偶然机会去了重庆分所， 给我很大震惊， 诺大一个大楼里， 装满了各种文字的原版科技杂志（当时国内绝大多数高等院校， 包括北大， 多是用的影印本---盗版）。 我大喜。 于是经常借出差为名， 清晨6：00坐公交车， 转车3次， 耗时2小时去重庆分所查资料， 当时我的俄文比英文好， 可以随便看真理报和消息报， 也可以用俄语写科研报告。 但在重庆分所， 我的英语阅读能力迅速提高。

在文革期间， 还有谁去查资料， 所以重庆分所的资料室里， 经常只有我一个人在阅读， 管理员也很奇怪， 不时与我搭讪。 那时不仅没有计算机，连复印机也没有。 所有资料就靠卡片手写记录， 重要的资料就花钱请重庆分所做成缩微胶卷， 带回所里， 冲洗成照片阅读。 因此我当时可以说在从事的领域内， 掌握资料和国内外动态比较多的人之一， 写下了一些综述， 内部发表（当时所有杂志全部停刊）。 在1975年的全国南方果树会议上， 我做了一个柑桔育种的报告， 出席者有章文才院士等园艺界的元老和农业部领导等， 报告后， 华南农学院园艺系系主任黄昌贤教授（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博士， 国内称之为为无籽西瓜博士）立即上台与我握手， 说很久没有听到这么精彩的报告了。 我的感触就是没有重庆情报分所的资料我做不了这种报告， 而华南农学院也没有这些资料。

当时我已经意识到分子生物学有可能会成为生物领域的生长点。 但是文革中哪儿来钱买仪器设备？而且绝大多数的科学工作者根本就不知道国外有些什么生物领域的先进仪器。 又是中国科技情报所重庆分所给了我关键的帮助。 中国科技情报所与国外很多大公司有来往， 这些公司的产品目录重庆分所都有， 但不是期刊， 所以全部堆在地下。 我一看 乖乖龙的洞， 青菜狮子头，国外有这么多的先进设备， 我们中国科学家怎么办啊。 所以我动足了脑筋， 要买一批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设备。

这需要几个条件全部做到， 才能完成， 首先， 你要知道买什么设备， 重庆分所这些堆在地下的国外公司的产品目录就是我的信息来源了， 可以说， 当时全国没有科技人员掌握这些信息。 其次你要有经费， 没钱你也只好兴叹， 有了经费， 你还要有外汇指标， 否则， 你也是干瞪眼， 买不到。

我把这3个条件都创造了， 在1980年我出国前， 已经购买到德国蔡司的万能显微镜（有光纤测曝光的）， 日本的扫描电镜， 日立的65p超速离心机， 法国的DeFanbru的显微操作器，日本岛津的紫外分光光度计，气相色谱，原子分光光度计等等， 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国， 无论是中国科学院， 中国医科院， 甚至军事医科院的生物领域的科研单位都没有我这么好的仪器设备。

我就举一个进口日立的65p超速离心机（65000转/分钟， 是1979年时期， 世界转速最高的超速离心机）为例来说明。 在1978年以前， 中国没有超速离心机， 只有文革前从英国进口的转速最高为20000转/分钟的高速离心机。 我在重庆分所的地下看到日立65P的超速离心机后，意识到这是我往分子生物学进军必备的设备， 于是铆足了力量， 把外汇指标（来自四川外贸局）和经费（人民币， 来自中国农科院）弄到手，把重庆分所的资料整理成上报申请的格式， 由位于二里沟的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出面与日立谈判， 我作为购买方， 也出席谈判， 第一次进到谈判地点---友谊宾馆。 由于中国从来没有进口过这种超速离心机， 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 请了中科院遗传所， 上海生化所（余兴明， 他后来成为日立在中国的销售总代理），中国医科院， 和军事医科院的有关专家来评估我送的购买报表是否值得买， 但这些单位都没有超速离心机， 评估了3天， 最后一致认为我提出的购买报告是合理的： 性能与美国Beckman的相当， 价格只有Beckman的一半（日立为了推销它打入中国的第一台超速离心机， 把价格降到成本价），所以我成为中国第一个拥有超速离心机的国内单位（我订了全套，包括各种转头， 例如区带转子等， 还有测大分子和病毒沉降系数确定分子量的紫外光栅设备）。 事后知道， 中科院， 医科院都想买这台P65， 但没钱（或没有外汇指标）， 而军事医科院看到我定的这台P65非常好， 通过军事渠道，向上面申请到经费和外汇指标，与我同时买了一台P65。

讲这些就是想说中国科技情报所的资料信息对我帮助太大了。

1982年底， 我回到国内后， 虽然已调到中国水稻所， 但人还在重庆， 我发表了一篇稗草的组织培养和体细胞胚胎发生的论文（有可能是国际上稗草组织培养的最早论文之一）， 其中的扫描电镜照片就是我1979年从日本进口的扫描电镜做的（当时国际上能用扫描电镜做这个体细胞胚胎发生的实验室也不多，我有一篇有关的论文似乎被黄金大米发明者Ingo Potrykus收录在他主编的论文集中）。 由于稗草是研究除草剂必须用的一个杂草模型， 此文发表后， 英国等一些除草剂农药公司也来与我联系过。

写此文就是想说，武夷山先生为之工作了30年的单位， 对我， 对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