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一个人的职业生涯的投资与回报都要解决生存与发展问题，如何使职业生涯投资回报最大化，这不仅是普罗大众，也是科技工作者职业生涯选择与发展的出发点与归宿。本文把科技工作者定位为理性的经济人[1]，在出生地位和一定外部资源（包括经济、政治、地理等）条件约束下，在科技领域中求解人生价值最大化。

一、学科专业壁垒

相对于各个行业，科研的职业门坎是最高的，多数从事此职业的必须要获得最高级别的教育，投入的资源和时间都是最多。当某个人具有从事科学研究的职业偏好，必须从小学到博士持续的教育投入，如下图所示。当某个时间点上资源不足，或有其他更优于职业偏好选择时专业的方向就会发生偏转。

专业门坎设置与学科发展的程度有很大的关系，学科发展越成熟专业分工就越细，这就是专业细分的粒度。也就是说专业细分粒度越小，学科发展就越深，系统性就越强，所需要掌握的知识就越多，门坎就越高。

科学共同体，由遵守同一科学规范的科学家所组成的群体。科学已发展为一种社会事业，科学共同体是科学家的特定集团，是科学的社会建制，也是现代科学活动的主体。科学共同体也是科研职业门坎的主要设置者，这是一种群体性的意识。表面上是为了确保本专业研究者的水平，和日后研究的质量，但在深层次上看还是群体的自利性所使然。

学科专业细分粒度越小，从业者就越多，对后来者设置的门坎就越高。运用纳什（Nash）均衡理论[2]，不难得出科技工作者专业进入的模型：先期进入研究领域的科技工作者为更多占有资源必然对后来者进阻挠，研究领域越深厚，阻挠的力量就越大，门坎就越高，创新就越难。

同样的，这种模型还可以扩展为科技工作者和科学同共体与外界专业壁垒：专业细分粒度越小，外界（公众）知情就越少，越容易形成信息不平等，制衡的因素就愈少，自利性操作空间就越大。这种自利性操作，有科学共同体中自利规则，也有个科技工作者个体的自利性的操作。

二、职业生涯选择

职业选择偏好（即专业爱好），选择最适自己职业偏好的专业可以减少学习成本的付出，然而受各种因素的制约，职业选择偏好并不能最终决定某个人职业生涯的选择，最终的职业选择是环境、地位、偶然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当一个家庭没有其他外来资源和因素的影响下，对教育投入的意愿是与这个家庭所掌握的资源成正比的，由此可见，真正能支撑选择科学研究的毕竟是少数。

每个人对职业生涯的选择就是要使职业生涯投资回报最大化，然而影响职业生涯选择的因素很多，主要有五个方面：

家庭资源约束条件，人生在何处不由自己所能选择的，家庭条件好学业上可以上升得很高，两弹一星[3]的11位主创人员的家庭条件在当时的中国都可算是殷实的。

职业选择偏好影响，职业选择偏好是受到社会各种信息因素影响形成的。当职业偏好较强时可能会突破家庭资源约束条件，一旦超过所能承受的极限，这种职业偏好就会被终止。如果自寻求资源能力得到加强，职业偏好就会继续下去，如巴斯德、法拉弟。

社会资助（或第三方资助）影响，多数贫寒出身的科学家如果没有社会的资助，连最基本的学业都无法完成，社会持续对的资助深刻影响科技工作者职业选择。

学科门坎影响，专业学科发展就越深，门坎就越高，选择职业时影响的因素就越大，比如高能物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选的。

信念影响，信念不同于偏好，一种对学科对社会的一种超越个人理性的选择，如钱学森为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忠诚与不屈。

三、职业生涯的发展

科技工作者的职业生涯发展是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学科专业的供求关系深刻影响科技工作者的职业生涯发展。

经济学上的需求与供给关系可以应用于科技工作者职业生涯发展上面来，当科学研究需求量增加时，科技工作者价格就会上升，很多科技工作者就会选择科学研究，供给量就会增加。反之亦然。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我国曾经出现过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是基础科技工作者过剩的结果。

科技工作者能否在一个学科内走过其职业生涯取决于多方面因素学科资源的博弈，学科资源发生变化时，职业发展的选择也会发生变化，资源枯竭被迫转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科研院所撤并，导致很多科技工作者的转行。资源减少时，与各方因素博弈，败者转行，胜者继续。资源增加时，学科得到发展，职业生涯有更高起点。

学科资源减少时也有个别科技工作者的还是坚定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陈景润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研究哥德巴赫猜想。

四、职业生涯决策论

我们把每个从科技工作者都当作理性的经济人来看待，在职业生涯选择时都做了理性的决策。因此，理性的经济人所追求的是其人生价值的最大化。当然，人生价值的追求是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诸如家庭条件、职业偏好、个人信念（持久力）、获取信息。

国家/社会的战略选择，如何在有限的资源内实际国家/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国家目标是由各种因素来决定的，基础究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的战略选择。

出资人，为科学研究提供资源的主体，可以是个人、团体（企业）和国家，在科学研究中出资人和学者同为一体现在比较少见，在文艺复兴至18世纪时期较为长见，如化学家拉锡瓦。出资代理人，为出资人管理（分配）科学研究资源人，如政府部门、基金会或个人代理。

受益人（公众），科学研究资源归根到底是来自整个社会的劳动剩余产品，也就是公众的劳动为科学研究提供了资源。公众同时也是基础科研的受益人，基础科研归根到底是为公众提供知识产品。然而，受益人并没有直接与科技工作者相关联，而是通出资人或出资代理人来为科学研究提供资源，但是公众通过社会舆论对影响科技工作者和出资代理人。

职业生涯中的自利性因素没有制约的话就会导致在学术上的失范，如果一个科技工作者通过作弊获得职业生涯利益，就会减少实际投入成本，当然就损害了出资人的利益。

国家与科技工作者的均衡。科技工作者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必然会与国家/社会的战略选择相冲突，求得国家与科技工作者的均衡才能实现国家目标和科技工作者的自身价值。这是一种不完全信息博弈格局，从出资人角度来看，科技工作者是掌握信息一方，通过申报假信息获得资助，出资人为了解决信息不平等，依靠科学共同体来识别。反过来看，出资代理人有其自身利益最大化要求，掌握政策上操控科学共同体和科技工作者。

对策1：教育阶段对通过对基础学科采取免费或半费助学，减少从业者在职业生涯选择的成本，吸引家庭条件低的优质生。

对策2：加大对职业生涯中作弊的惩戒力度，从本科教育开始，提高对作弊惩戒力度，增加作弊机会成本。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3]彭继超、伍献军：中国两弹一星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