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B.！

              ━━━━就天府之国“连续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饥荒”言而不论

病人越来越多，各村都设立了肿病院，重的就都送我住院部，最多时竞然达到250多的住院病人，送来的多数不是单纯的“肿病”，工作人员只有3人，其中医生只我1人，另两人是医院学徒，我现训现用的护理员。但是，我仍按正规住院医护原则和程序培训与组织安排日程，达到有条不紊。把学到的内科治疗措施也都正规地开展了。只是人员实在太少，每天都只能睡3个小时。但是“病死”得仍然不少，记得1960年4月死亡最多达95人，多数死于低血糖昏迷或羸弱衰竭（即所谓“干病”），20毫升50%葡萄糖就能救醒过来一时，马上有嘴皮包不着牙齿的一句潸然之语：“我，我，我要吃饭......”千篇一律地重复着。抢救的药品、器材也不济，遗体也多是我抱去“太平间”的（因为两个女孩临时从生手培训的护理员害怕，又没有杂工），有点惊心动魄了。我不得不鼓足勇气，向有关领导提出了药品器材、人员经费、能量供应（我刻意避开“营养”二字）三大必须由领导解决的问题。好在这时上面可能也已意识到了，我没有受到责难（后来知道XM书记已调走了，还逮捕了一些基层干部）。很快来了县上的领导考察后，从街道与农村抽来了15名辅助护理、办了病灶伙食团（保证每人1斤粮/天、2斤黄豆/月、2斤肉/月、半斤菜油/月、2斤古巴黒砂糖/月）、县财政先后共拨来了43，000+元，交由我设专账掌握住院病人与全公社肿干病人的生活与治疗的开支和直接向县财政局报销账务、县医药公司保持联系药械采购和即时送来、县医院派出检验士1名来加强实验室技术工作，并派出医士一名支援医疗工作，县卫生科也派了一名干部来加强此公社医院的行政事务管理。我个人仍然非常忙碌，主要是自觉责任重大，学习上要更上一层楼。买回全套苏联医学本科教科书（那时我国尚无自己的医学本科教科书），搜集了一些医学情报活页资料，兼程挤时阅读、理解和分析研讨疑难病例，仍然是伴着一个用药瓶作成的火如黄豆的煤油灯，熬至凌晨两、三点左右才睡觉。根据资料记载，小球藻的蛋白质含量可达干重的35%左右。我从绿色陈水坑舀水培养分离出小球藻纯种，用敞口大瓦缸、棕盖、纱网、童便、白矾、量杯、比重计、离心机等简便设备材料，自已培养小球藻成功，经沉淀、杀菌、浓缩、调味，评估，使每个病人每天能服用到相当于1/3个鳮蛋蛋白质（约2克）含量的“滋补液”。这对于那时的各种病人改善体质都有一点儿好处。又根据苏联资料提示，研制出核桃叶汁浸纱，用于那时较多的体表慢性溃疡、窦道的换药或引流，促进愈合效果较好。那时瘧疾也很多，我把钟美力先生的验方止瘧塞鼻散依法制作常备，遇到病人就免费给6个塞，发作前1小时塞上双鼻孔，一般3次以内多能达到“止摆子”。又与本院老中医老师商讨协定处方，自制作成“风水丸”、“渗湿丸”“八珍丸”等普遍用于临床施治。1960年秋SZ区委又作出一个决定：对于商品粮人口的肿病，凭吕世尊医生检查认定的私章证明，当月由粮站补供应5斤大米、2斤黄豆；由供销社补供应4两菜油，并供应2斤猪肉、2斤古巴黒砂糖。我知道这一决定时，书面通知已经下发各方，已有人来找我办证明时我才晓得，真把我吓了一跳。首先是这些物资在当时是非常宝贵的、奇缺而都想得，又难于轻易获得的，责任太过重大，稍有不慎即能构成“多吃多占”的罪名；商品粮人口的日常供应到底是比农民多得多，严重肿病基本没有，而轻微者就只是胫骨前间歇性有一点按陷凹，很难掌握标准；所指范围在SZ街道各单位和居民约有1，500多人，县上来的整风整社工作团有200多人，县农场职工有100多人，县城各单位的右派放在农场的又60多人，住飞龙大队（肿病与死亡最多的大队）当社员的下放干部数十人（如FYM医师、被贬的八县人民渠总工程师Z绍尧等“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的知名落马者就在其中），总共2，000人左右。情况如此复杂，不好应对；这之前一直是县卫生科派来的干部以医院公章在处理这些事，现在换着我私章处理也很不恰当。我即找了区委PDW书记，谈明如是困惑，请求他收回这讓我烤火的成命。P书记告知：“矛盾总会有的，与工作团LZH县长(来南神聖)研究了，给你的工作条件是，由你独立判断，任何人不得干涉，任何人来反映你这事的意见我们一概不采纳，你不要有后顾之忧。”我说原来负责这事的人是我的领导，这种安排我怎样做人。P说，就因为他乱来才把他换下来，L县长已通知卫生科把他撤回去。我们抽了一个很好相处的人，浴溪大队支部书记YSF同志来当院长。几万元交给你都打理得很好嘛，我们相信你不会乱来。也不怕你乱来，老焦是抗美援朝头部受了伤还有弹片未取完，才放他一马的，你不会不知利害的。这次已考虑得如此周到，我终于接受了书记的信任和坦率。又问：“农场和飞龙那些人有什么会不会又涉及立场问题嘞？”彭答：“按人道主义对待，这不涉及立场。”P如有所悟而又审慎地说“提起飞龙那些人，在你方便时照顾一点儿。”这是我与党委的一个负责人最直捷了当的一次工作对话。但是P书记与SZ乡长CZY（也是一个实在、坦率、能为下属作想的领导人），在半年多以后，正是SZ乡开人民代表大会，该作政府工作报告之时，自个突然“挂冠”回家当农民去了。我被通知参加了县上组织前去CZY家的慰问，他只说“我一定按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积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协助搞好我家所在生产队的农业生产。”其他就啥也不说了。又一年多以后，他们才被“劝回”复了公职，以后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还要批一下他们的“革命意志衰退”问题。（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