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人对逻辑学的期待

李冬君  哲学园  2019-06-23

“论理学”（Logic逻辑学）首先出现在日本，中国古汉语里虽有“论理”一词，但它并不意味“论理学”。如《史记·李斯列传》里有 “谏说论理之臣间于侧。”这里说的“论理”，指辩论是非之理，具有辨理的意思，这一约定俗成的“定义”，在将“逻辑学”译成“论理学”时，虽然有时也会模糊译意，但日本人还是坚守了“论理学”之“论理”，与传统汉语之“论理”的不同立场，中国则将Logic译为“名学”。

欧洲学术传统，非常重视Logic，日本人在翻译西学中意识到这一重要性，于是作为应对新时代学问的手段，日本人开始重视学习新Logic。

西方逻辑学的日本导入者是西周，他把Logic翻译成“致知学”。“致知学”之源，始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而近代逻辑学作为应对新学问的方法论，西周又称之为“新格致学”。在其《百学连环》一书中，已出现穆勒的“System of Logic”（逻辑学体系），后来严复翻译为《穆勒名学》。西周在书中介绍了古希腊的七种学术（Seven Sciences）：

Grammar（语法学）、
Logic（致知学）、
Rhetoric（文章学）、
Arithmetics（算术）、
Geometry（几何学）、
Astronomy（量学）、
Music（音乐学）。

这七种学术，成为人们发现真理的手段。但怎样使用这些手段、为什么是这些手段，以及应该怎样发现这些手段，正是“新致知学”所探求的。如果把“新致知学”翻译成英语，西周认为应该是“A Method of the New Logic”。

“致知”一词，出自中国古籍《礼记·大学》，所谓“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宋代学者朱熹在他的《大学章句》中，将“格物致知”活用于他的“穷理”之学。他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

这句话竟然启发了西周，他把“格物学”想象成现代物理学（Physics），并使它与“致知学”成为一个对子。顺着西周这种直接比对的东方式思维，我们也会很自然地得出另一个对子，即出自《易经·系辞》篇的形而上下的对子，即“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也许受此句启发，西周给予了具有形而上气质的Logic以“致知学”的名誉，同时将Physics（物理学）作为形而下之器予以“格物学”之名。

西周在1861年（日本文久元年），为津田真道《性论理》一书作跋时，使用了“论理”一词，他将西方古典哲学一分为二，即“论理”与“论气”，恐怕是受宋儒主张的“理气二元论”的影响。“论理”为形而上者，“论气”为形而下者。津田真道的《性论理》，可说是日本最早的哲学读物。那时日本还未摆脱中国治学的传统，有关物性和心性的区别还未明朗。西周在此只能把关于物性的名之为“论气”，把关于心性的称为“论理”。

1862年，江户幕府的洋书调所出版了《英和对译袖珍辞书》，其中收入以Logic为核心的“论理术”以及之后的“论理学”等词语。

说起来，幕府的行动力也还算敏捷，洋书调所的前身，始于1855年在江户九段坂下创立的洋学所，1856年改称番书调所，至1862年改为洋书调所时，教授洋学，翻译洋书，兴旺如“幕府大学”。

由于无限定的使用，“论理”一词泛滥，在江户末期被日本社会上下广为应用。西周在翻译Logic时，竟也不回避地使用了“论理学”，不过，他很快以“致知学”取代了“论理学”。

无疑，构筑日本形式逻辑体系的第一人是西周。回顾初始，于筚路蓝缕之际，绞尽脑汁的首先是对Logic概念的翻译。1874年明治七年，他在写作关于论理学解说书时，仍以《致知启蒙》为题。同年，他寄稿给《明六社杂志》，题为“知说”，其中对“文学”的解释颇具逻辑学的意味，在这里，他赋予“文学”以修辞学或雄辩术的功能性品格。他使用了“Logic”一词解释“文学”，为了避免误解，并对“Logic”做了“致知学”的注释。

《明六社杂志》时代，中村正直将Logic译为“明论之法”或“推论明理之学”。随后，中村正直将明治时代的新学问，分为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并以“无所争子”为笔名发文。

把学问分为形而上和形而下两大块的，还有梁启超。那已是1902年以后的事了。梁在《格致学沿革考略》的《导言》中说，“形而上”和“形而下”来自《周易·系辞传》，是有着很了不起的来历的词汇。

其实，这种思维模式在宋代理学家程颐那里，已经发展为带有明显等级分别的“理气二元论”。“理”为“形而上”，“气”为“形而下”。江户时代，顺着理学思维的惯性，日本人也普遍认为欧洲学术为“形而下”之物，相反，亚洲学问则为“形而上”。当然，今天作为常识，形而上学指Metaphysics，而形而下学指Physical science，已经获得普遍的认同。Logic以“论理学”之名进入学校教育，始于明治文部省。

明治初期，在人们对“科学”的渴望与学习中，意识到新论理学作为思想方法的无可取代性，日本人还将“论理学”比喻横卧在科学根底的基础学科，并对“论理学”给予了非常的期待。

“演绎”与“归纳”

在整个明治时代，西周几乎是所有领域执先鞭的先觉者。同样，作为论理学的基础概念，如“演绎”、“归纳”，也是西周创造的日本新汉语。

首先，他将穆勒的“新论理学”命名为“新致知学”。他说：“新致知学，原义为A Method of New Logic，由一名叫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英国人所发明，他著述的System of Logic，是个大部头。这一方法论的出现，是对学术领域的大大改革。”

那么改革之法是什么呢？曰induction（归纳之法）。而欲知此归纳之法，则必先知deduction（演绎之法）；什么是演绎法？所谓演绎犹如字义，演为陈述之义，绎为找到线头引出丝线。再譬之为猫吃鼠，先从头部开始——大前提，然后次第于胴体、四足——小前提，及于鼠尾——结论。总之，从所重之所开始，引出种种道理，即是猫吃鼠的演绎法；什么又是归纳法？Induction，即归纳之法，与演绎相反，譬之人吃佳肴，一点点地品其美味儿，最终所食殆尽。

如此，从小的真理出发，涉猎所有，由外而集聚于内。要想了解此归纳之法，不可不知真理无二，大凡宇宙间的真理不存在有二之事；什么是“致知学”？兹有subjective（此观）和objective（彼观），两个概念彼此相关。所谓此观，并非就物而论，而是独居个体的立场，去探求真理的主观意志。所谓彼观，是指根据客观事物而研究其理。大凡学问皆与此二观相关，无外于此。“致知学”，即此观，是思考还未及观察事物之前的先验之理，此观皆由语言中来。

西周把subjective译成“此观”、objective译成“彼观”，但他意不在“此观”，也不在“彼观”，而是用这两个概念解释“致知学”，同时还创造了“主位”、“属位”的译语。1881年明治十四年出版的《哲学字汇》中，将subjective译作“主观”、objective译作“客观”，西周并未使用“主观”和“客观”概念。

对于学术用语规范化，明治时期的知识人如同大渡海一样各显神通，不过，说西周的贡献最大并不为过。

《百学连环》中，他规范了“演绎”、“归纳”并奠定了论理学的其他相关基本用语，强调只有以“归纳”（induction）的推论方法，沿着穆勒提示的新方向，今后的学问必定能深入下去。唯有induction的方向，才是逼近only truth（真理无二）的方法。

“演绎”一词，古汉语有用例。朱熹《中庸章句》序：“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昭后之学者。”宋学教养深厚的西周，也许忽然记起年轻时学习《中庸章句》，朱熹的“演绎”一词给了他灵感，用来作为deduction的译语。朱熹“演绎”，是以古之尧舜之道与今之父师之言为前提进行推导，西周据此发展一下，的确与deduction相称。

“归纳”在中国古典里却不曾见过，无论《佩文韵府》，还是《大汉和辞典》均不见载，恐怕是西周造语。西周在写作《百学连环觉书》时，特别留下了备忘录，并以“觉书”为《百学连环》全集冠名，宣喻该书是一名觉者所作的“觉书”。谈到“归纳法”时，他说：归纳乃引类入一而求其同一之法。

“演绎”与“归纳”作为近世学术的研究方法，西周已经运用自如。他在寄给《明六社杂志》的“知说”中说到：

此二法术之差，演绎法如富豪之子弟费资本金，归纳法如贫人之子蓄资本金。演绎法，譬如限定百万两资本金，将它分配至各自应用领域承担费用。演绎以至高至善之原理，并将此一原理推广为万事万物。因此，其原理若至善，就会至当，苟若有谬，则致毫厘有千里之误，譬若百万资金投资不当，付之东流。

归纳法，譬如一钱两钱之积攒，日蓄月累，终致巨万之资。由层层积累的过程得一贯之真理，如贫人亦可得富资，积累深厚而发明新真理。将事实归纳为一贯之真理，又将这一揭示真理的逻辑过程，构成一种显著的范式，才可称之为学；再因这一门学问使真理了然普及并活用以方便人间万般事物，方可称之为术。

西周在穆勒“新致知学”中看到了“归纳法”的方向。他断言，“归纳法”才是最迫近“学”的推论方法，由“归纳法”也才有可能获得“一贯之真理”。

中国学者译介西学

穆勒 （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是英国19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根据经验论完成了“归纳法”，是实证社会科学理论的奠基人，著有《自由论》（On Liberty）。日本明治时代学者中村正直于1872年明治四年翻译为《自由之理》刊行。严复于1903年将穆勒的《论理学》译为《穆勒名学》、《自由论》译为《群己权界论》出版。严复在译介西学时所历的种种艰难，他能与日本启蒙学者共鸣的，皆因重新造种的使命感。

日本语的“论理学”或“致知学”，在中国被称作“名学”，或音译“逻辑”、“络集克”，严复在《穆勒名学》引论中提到了“逻辑”是Logic的音译。

在他将穆勒的System of logic译为《穆勒名学》之后，1909年又将耶方斯 （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为19世纪英国经济学、逻辑学者）的Primer of Logic（《逻辑学入门》）译成《名学浅说》出版，成为中国最早的逻辑学教材。

严复从《天演论》开始，就将Logic译作“名学”或“名理”。1901年《原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除了沿用“名学”、“名理”之外，还使用了“洛集克”音译语。

“名学”、“名理”之“名”，是中国战国诸子百家之一的名家思想的核心概念。“名家”擅长论理，以概念论辩闻名于世，惠施和公孙龙为代表，有智者风范，应该是中国最早的逻辑学学派。著名命题有“白马非马论”和“坚石非石论”。

可见，严复以“名”冠之的来历与出处，来源于先秦诸子的形名之学，显然，严复比西周更懂得中国古典，当西周还在从宋代理学寻找解读西方逻辑的语词时，晚于西周的严复已深入到中国名学的根底，用中国传统名学来解读西方逻辑，这是严复比西周的深刻的地方。但是这种深刻性，也带有某种局限性，沉浸于文明传统而生成的无比自豪感的中国人，势必不能简单地抛弃其传统性，因此，在翻译穆勒的逻辑学著作之际，严复几乎无法拒绝中国名学的传统魅力。

中国近代学术思想的重镇，除严复外，当然不能忘记康有为和梁启超。关于逻辑学，此二人似乎也并非随意使用日语的“论理学”译词。从他们的著作中，我们尚未找出“论理学”的蛛丝马迹。梁启超提到过“论理”，但是此“论理”非彼“论理”，它与中国古典用例一样，是“论理”，但并不意味Logic。如梁启超在《清议报》发文，“论支那独立之实力与日本东方政策”，其中有一句“今且不论理而专论势。”

当日本人看到“论理”文字时，轻而易举就理解成推理、论证之理，或是思考的法则。中国人直觉则必然是关于“理学”之论，而“理学”一词，自宋学以来有着顽固的传统。因此，“理学”之“理”作为另一种立场的词汇，一旦遭遇具有逻辑学意味的、日本新汉语“论理”一词，就会产生很大的抵触。

宋代“理学”是一个有着怎样传统的词汇呢？要而言之，如日本人常言的“万有哲学”，就是中国的“理学”。“理”在中国，它包括人伦之理、自然社会之理、宇宙万物之理等等，所有都在一“理”中。

不过，日本人没有这一庞大沉重的传统，可以很轻松地把“理”作为“理论”之理来理解，于是使用“论理学”这一词汇翻译逻辑学，便不会有拖泥带水的纠结感。而在中国，“理”则带着传统训诫的权威悬垂于众人思维之上，在这种情形之下，就不那么能容易诞生与其传统性相异的另一个世界的“论理学”一词。

现代之中国怎样呢？作为逻辑学的学术规范用语，“名学”与“名理”被逐渐淘汰，相应的，从论理学到逻辑学则开始普及，表明逻辑学的确带来了新思维的出现。

如商务印书馆（上海）发行《严译名著丛刊》的《天演论》，就为Logic译语的“名学”特别作了注释：“名学”即“一名论理学、一名逻辑学”。《原富》一书也为Logic译语“名理之学”特别作注为“论理学或逻辑学”。

1902年，亦即光绪28年、明治35年前后，大量的日本学术书籍被翻译到中国，日本学术用语多半原封不动地传播到中国，成为此后中国学术用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关“论理学”的日本学术著作，被翻译到中国的是富山房、范迪吉等译的《论理学问答》，由上海会文学社出版，据云从此“论理学”之日本语，取代“名学”、“名理”而广为中国学术界通用。

关于“命题”一词，古汉语中很难找出使用的例子，因此，可以说这个词是日本人的造语。将它作为论理学的用语，则是出自西周的苦思冥想。西周将proposition翻译为“命题”，严复则译成“词”。如今，“命题”一词在中国普及；严译universal proposition为“全谓之词”，同上书卷末注为“全称命题”；又，关于particular proposition，严译“偏谓之词”，同上书卷末注为“特称命题”；而indefinitive proposition一词，严译“诨谓之词”，同上书卷末注“不定称命题”；严译singular proposition为“独谓之词”，同上书卷末注“单称命题”。如此繁复注释案例，显示了中国商务印书时代关于逻辑学的译介用语，基本采用了日本语的译法。

1881年明治十四年出版的《哲学字汇》中，已经收入与“论理学”相关的译语有：Proposition命题、Universal全称、Particular特称、Indefinite不定、Singular单称。这些译语在日本诞生，以此而明。

严复在《天演论》自序中说：“及观西人之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二者即物穷理之最要途术也。”这里使用的“内籀”相当于日本译语的“归纳”，“外籀”相当于日本译语的“演绎”。“内籀”是严复翻译induction的译语，“外籀”是de－duction的译语。两者在《穆勒名学》与《原富》中，均有卷末注释，今译为“归纳”与“演绎”。

“内籀”与“外籀”在当时也是颇具影响的名译，但还是因晦涩费解而被淘汰，而日译“归纳”以及“演绎”则广为普及。

梁启超在文章中使用的是“归纳”与“演绎”，而不是“内籀”与“外籀”。“演绎”是中国古典词汇，梁启超用起来或许比较容易，此不列举。至于“归纳”一词，则创自日本语，梁启超应用起来也得心应手，他在《清议报》上发表的“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一文中说：

“欧洲自希腊、罗马以来，即有民选代议之政体，而我中国绝无闻焉。此又其最疑之点而绝奇之事也。中国之无此政体何也？民不求自伸其权也。民何以不求自伸其权？不见他人之权，故不求也。因一统闭关之故也。不知己之失权，故不求也。因无阶级自安之故也。故吾仍以归纳之于前两者之一点也。”

可以说将“归纳”与“演绎”之日本新汉语传达到中国的，仍然是梁启超。其实，有关西方逻辑学的知识，日本学者与中国学者一样，大部分来自于英国19世纪最有影响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著 A system of logic的启蒙，这部“逻辑学体系”为新时代东方学术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