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是77级的大学生，但是我们入学却是在1978年的3月。我们带着对大学校园的憧憬，对知识的渴望，从工厂、农村和部队汇集到了山西医学院。

在入学教育中，同学们彼此刚熟悉，就接到了学校的通知，说要扩招，我们原来的8个班变成了9个班，大约又过了1-2个月，走读班的同学也来了，这样医疗系就变成了12个班，卫生系的同学还是4个班。我们上课就成了楼上楼下。卫生系的同学，医疗系49班到52班的同学在楼上，我们前8个班在楼下。

当时的住宿条件没有现在的同学们好，我们住的是大宿舍，每间房子里有12个同学，上下铺。我刚到宿舍，选了一个上铺，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个子不高，戴眼镜的同学，他选在了我对面。他就是秦志海。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问他是头对头还是脚对脚。他说头对头好年头。这样，我们在一个宿舍里住了8年，他硕士毕业后去了德国，我后来也追随他去德国读了博士，这头对头的，让我们成了一辈子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大学一年级第一个学期的课程，就是政治、体育、英语、物理、化学和生物学。可能是当时开学比较匆忙，很多教材还都带有文革色彩。但是，我们的老师们都非常认真。他们和我们的目的一样，就是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十年时间夺回来。学校派出最强的教学阵容，老师们精英辈出，学子们勤奋求索，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在知识的海洋里汲取营养。

因为学医，大家的目的性很强，同学都渴望着掌握更多的医学知识，将来能解决病人的痛苦。因此有同学就对学校开设物理课很不理解，说数理化就是敲门砖，现在大学的门已经敲开了，干嘛还要再学物理。更有个别同学说，等考完试，就把物理书烧了。这些牢骚，在同学中发发就可以了，可是这个同学竟然在物理实验时直接告诉了老师。有一天上物理课，杜老师（他和他夫人都是物理老师，后来调回了天津）针对这种说法给予了严厉地批评。他引用了曹操的短歌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告诉我们数学和物理是各门功课的基础，不打好基础，将来怎么能进行创新呢？没有数理基础，医学科学将是空中楼阁，无枝可依。这以后，大家明确了学习目的，学习的劲头更足了。有一天，我问杜老师，既然可以偏正光阻挡光线，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偏振光的原理来阻挡X光呢？杜老师回答说，X光是一种特殊的光，不能用普通的可见光学的原理来理解。这件事情一直困扰了我很多年，前几天，我问一个专门研究光学的教授，他给我的回答仍然是杜老师的答案，但是他说，主要是找不到合适的材料。刚才，这个博客发出以后，上海交大物理系的叶教授微信我说：“X-射线的波长太短，接近了原子大小。目前没有材料有能力对不同偏振方向的X射线起不同的响应。不仅X-射线是这样，Y-射线也仍然是这样”。看来我的这个博客也让我学到了新的知识，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问题。

化学课也是大家最喜欢的课程。我特别喜欢钱人闻老师讲课，特别是他那一口带江南口音的普通话。在讲有机化学苯环的结构的时候，他带口音的大派键，让大家记忆犹新，有同学就私下喊钱老师是大派键老师。有一天自习的时候，我和同学们讨论问题，说起什么事情的时候，我随口就说，这是大派键老师说的。同学王莉，她的妈妈和我妈妈高中的时候是同学，马上就指责我说，你怎么能叫老师外号呢？亏你还是老师的孩子，对老师一点儿也不尊重。当时就弄得我脸红脖子粗的，这以后，再也不敢叫老师外号了。回国后，我还常见到退了休的钱老师去曹连吉老师家打麻将。钱老师一辈子单身，最后在代课的时候，脑溢血发作，倒在了讲台上。

生物学是邢庆云老师讲的大多数内容，当时还比较年轻宋玉兰老师也讲了一部分内容。当邢老师解释生命的定义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听到了恩格斯有关生命的定义：“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个存在方式的基本因素在于和它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不断新陈代谢，而且这种新陈代谢一停止，生命就随之停止，结果便是蛋白质的分解。”这段话让我一直记在心里，在以后编写教材的时候，我也多次引用。

政治课的老师比较多，很多老师我都记不得姓名了，但是有两个老师却是我记忆深刻的。一个老师带有浓重的交城孝义口音，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时候，总是说好吃的就是豆腐粉条木耳。他后来因为肝癌于90年代末去世了。还有一个女老师，给我们讲党史，有一次感冒，她去9号楼的校医院看病，医生给她做了青霉素皮试，15分钟过去后，皮试结果阴性，她就去旁边的开水间打开水，回来的路上，因为过敏去世了。同学们对此议论了很久，都为这个老师的英年早逝感到惋惜。

给我们班带体育课的主要是李承道老师。他当时还是一个小年青，但是上课还是很有一套的。太极拳、滑冰这些本事都是和李老师学到。课间休息的时候，李老师还给我们讲了很多学校其他老师的轶事，让我们眼睛冒光，都很期待以后的学习中能够遇到这些大师们。

第二个学期，我们就开始听解剖、生理、生化等医学基础课了。给我们班带解剖的是曹连吉老师，尽管当时他还是一个讲师，但课上得非常生动，深受同学们的喜爱。也就是说，从学习解剖开始，我们才真正喜欢上了医学。那个时候，上课班长要喊起立，课间值日的同学要帮助老师擦黑板，还要给老师打水。有一个夏天的下午，轮我值日，我就在茶缸里放了一些糖，课间曹老师喝了一口就问，谁值日。当他知道是我以后，还感谢了我一下。这些事情，我估计每个同学都曾经历过。

生理学因为有乔健天、赵荣瑞这些大腕，每节课都很精彩。当时吴博威老师还是最年轻的一位。他给我们讲的是肾脏生理，因为他瘦高的身材，有同学私下叫他高老师。还有两个女老师，我记不得名字了，她们口齿清晰，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其中一个女老师，后来调到中科院上海生理所工作，1985年春天，我和生理的一个研究生来上海出差，还去拜访过她。

生化课，有点儿不得不说的故事。恢复高考后，教育部迅速组织人力编写了新的教材。生物化学第一版统编教材在我们开课之前就出来了。因为当时是计划经济，订书的时候，人数是按照我们入学的时候的人数订的，但是因为增加了走读班的90名同学，统编教材数量就不够了。学校就决定让我们使用一个过去给工农兵学员使用的简版生化教材。同学们知道情况后，很是不愿意，为此大家闹起了情绪，要求学校给我们使用新版教材，学校很快就答应和同学们集体协商事情的解决办法。我记得那天上生化课的时候，气场很足的高应老师来了。她首先对我们的学习热情进行了肯定，同时也对学校对教材预定数量不足做了说明。同时她还讲，若是使用新版教材，必然有几十个同学不能按期拿到教材。大家回答说，我们可以2个人使用一本书。在协商的过程中，高老师很快就将话题转移到了生物化学的绪论上，同学们的情绪很快就平稳了。生物化学课的几个老师给我们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时刘德文教授还是非常年轻的老师，但是他口才一流，也给同学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回忆。我记得他给我们班带实习，有一次实习的时候，我向他提问说，既然肿瘤细胞多以糖酵解的形式获得能量，我们为什么不能阻断糖酵解途径来治疗肿瘤呢？我们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讨论，最后得出了不能阻断糖酵解来治疗肿瘤的结论。这些课程，都对我以后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帮助。

因为篇幅的原因，我先回忆这些吧。山医的老师们的无私奉献精神，他们对医学教育的热爱都让我终身受益。每一个教过我的老师，可能有些老师我现在叫不出名字了，但是他们的音容笑貌还能在我脑海中浮现。我现在也是大学教师了，在教学工作中，我一直以我的老师们为榜样，努力工作着。

谢谢我的老师们。